中国南北分界线的秦岭两侧，在东周时期有秦、蜀两个大国，若干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中，都认为秦、蜀之间有交道开始于东周时期。大概是秦人把自己放在中心主导地位，将秦关中通往四川成都平原的这条道路称为蜀道。秦岭横亘绵延，崇山峻岭，深涧绝壁，林海莽莽，在生产力较低下的古代，尤其是铁器时代以前的人看来，这是无法逾越的天然障碍。秦汉以后的近千年中，虽然蜀道已成为当时的官道，但世人仍视之为畏途。蜀道之难，主要在汉中以北的秦岭。在秦时，西部的青海、新疆、西藏都还尚未纳入中央王朝的版图，秦岭则为华夏诸国中的最高山峰，要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开凿道路，其困难可想而知，所以诞生些近乎荒诞的神话和传说，也是可以理解的。
按《华阳国志》等文献记载和一些传说可知，秦、蜀之间原本没有联系，春秋以后，逐渐强大起来的秦国打起了灭蜀的主意，便以财宝为诱饵，哄骗蜀人修路至秦领取赏金，蜀人派出五丁壮士，费尽千辛万苦，终将道路修通，秦却趁机攻入，贵州文玩，蜀人筑路通而国亡。而《史记》所载秦灭蜀在公元前316年。两者相差上百年，也许可以理解为蜀道始修于春秋，通于战国时期，暗示修此路非短时间内能完成吧。
以李白为代表的古人们看到秦岭如此高险，可能还真认为在五丁开山前秦蜀间真是无路可通，两国人从不互通音讯。产生类似李白这样看法的，直到上世纪中叶都还大有人在。现在我们想探讨的问题是，秦蜀间在此前是否真是像李白他们想象的那样确无任何联系？
要想解决此问题，仅从文献中去找，肯定难以找到超出李白他们认识范围的资料。今天我们倒是可从这几十年考古发现的一些遗迹遗物中寻找出若干证据，来证明两地早在春秋前几百年就有了密切联系，至纯天珠，事实上是有路可通的。
上古时期，蜀地和中原的联系，主要是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东出蘷门三峡，另一条是北过汉中翻秦岭。
前一条道路，原来基本不被注意。只因成都平原和峡江地区近二十多年来的考古发现，才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确实，随着四千多年近五千年前的大汶口文化的镂孔陶豆，良渚文化的玉锥形器、玉琮，石家河文化的灰白陶在成都平原的古遗址中不断出土，无不看出长江中下游文化对成都平原的深远影响，而来自关中地区的，无论是仰韶文化还是龙山文化的因素，至今难觅踪影。虽然这几年在雅安汉源的大渡河边，茂县、汶川的岷江河畔都发现了来自北方的四五千年前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甚至进入了成都平原，但这些遗址中的外来因素都来自西北的甘、青一带的同期或略早的文化，例如马家窑等文化中。
进入夏、商时期，成都平原以三星堆为代表的早蜀文化遗址中出土有和专家们定为夏的二里头文化一样的典型器物，如盉、豆、小平底罐等，这些器物以前在三峡沿江多有发现，最近在重庆江津、四川屏山也有零星发现；另外，属于商早期的典型青铜容器在湖北武汉盘龙城、四川巫山都有发现，把这些点串起来以后，可得出一条起自河南郑州（或洛阳、安阳）——武汉——沙市——巫山——涪陵——宜宾——广汉的清晰的传播路线。考古发现的二里头文化西边分布基本未到关中，在关中，商早中期遗存也很罕见。这样来看，蜀和夏、商的交往还是走沿江走三峡的水道。至于汉中城固、洋县出土的商早中期铜器，由于在其广大的北面并无同期商遗存发现，其来源更大的可能是郑州（二里岗）——武汉（盘龙城）——（溯汉水抵达）汉中盆地。若以郑州为出发点，走这样的路线也并不太绕，而且大家知道世界范围内的古代民族的交往，文化的传播，往往都是利用水路。具体到商蜀而言，以河南为出发地，要到成都，走长江确实比翻秦岭要容易得多。有人根据商代甲骨文中出现“蜀”字，并据卜辞中的“征蜀”“伐蜀”、“蜀受年”等记录，从而得出商、蜀为邻，且交往频繁的结论。但是，早已有专家指出，至纯天珠，商代甲骨文中出现的“蜀”，根据卜辞中的事项、前后关联地名、以及从王都到达蜀的距离等来分析，当在今山东境内。而且此“蜀”不从“虫”，与周原甲骨的从“虫”之“蜀”当不是同一地名。周原甲骨中的“蜀”就是位于四川的古蜀国。
文献中最早出现蜀，说的是蜀加入周的讨商联盟，并在灭商决战中做出了大贡献。因有此记载，故而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当彭县竹瓦街窖藏中出土了青铜器后，有好些专家推测它可能是周王赐给蜀王的伐商战利品。这就充分证明这时的蜀、周之间有了交往。其实周能动员蜀入盟，一定是两国已有一段时间的交道，互相也应是比较了解的。鉴于周是从文王父亲起才勃兴，从那时起至灭商，前后不过几十年，所以，我们可以大致锁定他们的交往时间发生在商晚期。
再看蜀国本身，虽然立国较早，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一批重要发现，揭示出在成都平原上，从新石器晚期本地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蜀文明，在夏商时期已达到发展高峰，不过，刚才我们已指出，这一时期蜀国的外来文化，主要是中原和长江中下游文化通过峡江对成都平原产生着较大的影响。
但是，到了商代晚期，古蜀文化发展到顶峰，这时，长江流域甚至整个中国南方最强大的以三星堆为代表的文明却迅速向外辐射传播。自上世纪长江三峡库区的大规模考古发掘以来，发现了一批与三星堆文化因素相近的遗址。刚开始，大家以为三星堆的这些东西经此传来，后经地层学和类型学研究，其中出土的尖底器、鸟头形器柄与三星堆尤为接近，始才弄清是由三星堆向东传播形成的。不仅向东，再往北看，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汉中城固宝山商晚期遗址中出土的高柄豆、小平底罐，尤其是尖底器，鸟头形器柄等典型器物最为接近三星堆所出，环顾四周同期文化，它也就只能是受三星堆的影响，甚至就是三星堆向北扩张到了此一区域。从此时起，蜀、周始成近邻。
至此，一方面，政治、经济、军事等迅速强大起来的周人有了与周边发展关系的强烈要求和条件，另一方面，走向自身文明顶端，势力扩张到汉中的蜀当然也不会就此止步。无论从中国还是世界范围来考察，强盛的帝国，总是有大举开拓交通的客观要求和实际行动，西方的罗马、东方的秦、汉、唐皆无例外。到这时，周、蜀交通的主客观条件均已具备。
由此，不管是从文献记载还是从考古发现来看，越过秦岭的周、蜀正式交通，应是发生在商末。其标志性大事件就是蜀派军队参加了周武王灭商之战。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因此而认为此前两地真不通人烟，此前，艰难险阻、时通时断的羊肠小道理也应当存在。蜀能派军队循此道进入关中，显然此道已变得较为通畅，退一步说，即使蜀军通过时是小道，但因此著名事件，令其知名度大大提高，带来行人的增多或道路的修筑，最终成为两国间交往的主道，也可说相当于后来的官道，为势所必然。所以我们可以此事件作为蜀道开通标志。虽然史书未明载蜀人加盟周武王的讨商大军是走东道出三峡还是北上翻秦岭，但从以上考古遗存分析和当时商周对垒的情势来看，必然是走的北道。
作为蜀道在商末开通的另一重要佐证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宝鸡发掘了有名的 国墓地，经研究，该墓地延续时间从西周初期到中期，墓主人和蜀人关系紧密，蜀文化特有的标型器如柳叶形剑、陶尖底器在墓中频繁出现，其国（族）名曰 ，证实与蜀国大名鼎鼎的鱼凫必有关系。 国人能举族翻越秦岭到渭水流域定居，正说明周初经秦岭的周蜀间的道路已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