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虎洞遗址位于杭州市萧山区闻堰镇老虎洞村北部，坐落于华眉山东麓一处舌形凸起的坡地上，东临湘湖、北为杨桃弄、东南为陈家埠，东北距离城山越王城遗址约2.3千米，北距萧山区政府约6千米。为配合基本建设，2013年3月21日至7月31日，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萧山博物馆对其进行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共布方发掘1300平方米，发现一处良渚文化至商周时期遗址，发现大量柱洞群、灰坑等遗迹，出土大量遗物；共布探沟40条，涉及面积约38000平方米，发现战国至明清时期墓葬34座，墓内出土各类遗物255件（组）。
青瓷猪圈
青瓷堆塑罐
青瓷洗
青瓷簋
遗址发掘区地势北高南低，文化层由北向南逐步变厚，北部文化层薄，南部文化层厚，东部保存较好，西部扰乱严重。
遗址最早的堆积单位为良渚文化时期堆积，分布范围小，堆积较薄，出土物以夹砂红陶和泥质灰陶为主，器形包括鼎、豆、釜、罐等，以T字形、鱼鳍形和柱状鼎足最为多见。
良渚文化遗址的发现为研究良渚文化的分布范围、文化内涵提供了新资料。
遗址主要堆积单位为商周时期堆积，分布范围大，堆积厚，包括第③堆积层以及开口于③层下的大量柱洞群和灰坑等遗迹，出土物以印纹硬陶和原始瓷为主，夹砂陶次之，还发现泥质灰陶、红陶残片，另外还发现一些石器和少量骨器、铜器等。印纹硬陶纹饰包括绳纹、折线纹、云雷纹、回纹、方格纹、米筛纹、米字纹、麻布纹等，以方格纹、米筛纹、米字纹为主，器形包括鸭形壶、坛、瓮、罐、瓿等。原始瓷多为轮制，器形包括罐、豆、盂、碗、盘、碟和杯等，以盅式碗、盘和杯为主。石器包括斧、钺、锛、凿、箭镞等，以石锛为主。铜器仅见蚁鼻钱，骨器仅见骨针。
商周时期遗迹包括9组柱洞群和27个灰坑。发现的9组柱洞群中绝大多数都是直立柱洞，洞口基本近圆形，洞底有锥形底或圜底，至纯天珠，也有少数倾斜柱洞。这些柱洞基本成群分布，它们应该与居住遗址有关。灰坑与柱洞群的形成年代一致，形状有圆形、椭圆形、长条形和不规则形等。
以三号柱洞群为例：DQ3整个柱洞群于T6的③下，打破④层和生土。柱洞群由66个柱洞组成。柱洞口基本近圆形，有些柱洞被柱洞打破，两个连着一起呈8字形（DQ3-11、DQ3-12），因而可以推测该居住遗址可能是经过几次建造或修整。柱洞大小不一，大多数柱洞洞口的直径为20-30厘米，最大的一个柱洞（DQ3-59）洞口南北向直径达68厘米，东西向56厘米。大多数柱洞深度在15-25厘米之间，最深的（DQ3-40）达53厘米，该柱洞是一个倾斜柱洞。半数柱洞出土一些泥质陶片，有灰陶及红陶，其他柱洞没有出遗物。柱洞底有尖锥形或圜底，少数底部有石块（DQ3-1及DQ3-25），其余未发现较为明显的柱础。柱洞填土可分为两种，一种为黄褐色土，土质较硬，另一种为黑褐色土，土质疏松。DQ3的柱洞排列有规律，可分成两个建筑单元和一个通道，其性质应为由两个建筑单元和一个通道组成的干栏式房址。
从局部保存的活动面分析，至纯天珠，干栏式居址的始建年代不早于西周晚期，春秋时期是其主要使用年代，于战国初期废弃。在浙江，商周时期遗址的发掘数量极少。此次发掘揭露出9处干栏式建筑基址，同时发现多处与当时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灰坑等遗迹，表明这是一处结构明确的聚落遗址。如此丰富的发现是浙江乃至南方地区商周考古的又一重大发现，它为深入研究浙江乃至南方地区商周时期的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提供了直接证据。遗址内大量印纹硬陶、原始瓷和夹砂陶的发现对研究越文化及先越文化的内涵具有重大意义。
此次发掘还清理战国至明代的墓葬34座，其中土坑墓9座，砖室墓25座。9座土坑墓除一座为凸字形外，其余均为长方形。墓葬保存完整，未见盗掘迹象。一般开挖墓穴至生土，以口底同大为主，少量口大底小。有些墓葬发现生土二层台、熟土二层台和枕木沟。25座砖室墓可分为长方形、凸字形、刀把形三种，文玩，以长方形为主，其中三座为双室砖室墓。砖室墓多遭到严重破坏，随葬品无存，有些墓葬仅存墓底少量残砖。
M31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椁墓，由长方形墓室和排水沟组成。墓室近底部四周均用石块围成石椁，墓底中部亦发现一排横向石块。墓底中部的横向石块仿枕木之用。石块均经过细致加工，表面光滑，棱角分明。墓室南部偏西处发现有排水沟，排水沟长约十余米，连接墓室的北段排水沟底部满铺石块，中部用较大石块封堵，南部未见石块。墓底发现零星朱红色漆棺痕。墓内出土随葬品26件。M31年代为西汉，石椁的构造十分独特，这种类型的墓是中国首次发现，它的发现丰富了汉墓的类型，为研究汉代的葬俗提供了新的线索。
M1为“凸”字形砖室墓，方向100°。由封门、甬道、墓室和排水沟组成。年代为南朝。M1发现铭文砖，铭文为“宋景平元年（423年）太岁癸亥七月许□作”和“会稽永兴西乡□□里苏□自书之”，并出土了几件具有标形器作用的器物。该墓不仅年代明确，而且出现“会稽永兴”字眼，这是萧山在三国时期改为永兴后的首个实物证据，同时，墓砖上出现“郡县乡里”的行文格式尚属罕见。M1的发现对于研究萧山的历史沿革和当时的社会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丰富了萧山的地方文化内涵。同时，它也为研究六朝时期的乡里制度提供了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