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先行”是南水北调工程中一直坚持的前提。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北京段，80公里工程沿线被划分为44个探区，考古工作人员经过勘探“摸底”，最终确定南正遗址等8处遗址发掘区。历时近一年的时间，考古人员从这些遗址中抢救和清理战国至明清时代古墓葬约120余座，保护了2000余件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文物。
10月17日，房山区南正村，当年的古墓群考古现场已经回填成树林。
“摸底”确定8处遗址
自丹江口起，途经湖北、河南、河北等省份，最终入京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穿越了中国古文化中的楚文化区、齐鲁文化区、燕赵文化区等，因此，“文物保护先行”成为南水北调工程中一直坚持的前提。
早在2002年，北京市文物局就已对管线经过之地进行了初步勘探，并在其基础上制定了《文物保护规划》。2005年7月至11月，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以下简称文研所)将南水北调北京段80公里的管线范围划分为44个探区，对考古工作进行“摸底”，并确定南正、岩上、六间房及坟庄、皇后台、顺承郡王家族墓地、丁家洼、前后朱各庄、果各庄等8处遗址发掘区。
一年发掘120座古墓葬
曾参与过南正遗址挖掘的北京市文研所工作人员郭京宁介绍，由于时间紧迫，有时需要多个地点同时进行挖掘。
考古队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在8处遗址中共抢救和清理战国至明清时代古墓葬约120余座，保护了2000余件具有重要考古价值的文物。其中，丁家洼遗址是北京地区首次系统发掘的春秋时期燕文化居址，填补了北京地区东周燕文化考古的空白；而南正遗址出土的陶片、石器、铁器等遗物多达上千筐，能为构建燕山以南地区战国中晚期至汉代早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提供重要支持。
资料显示，8处遗址挖掘中，耗时最长的是房山区南正村北的遗址处，整个挖掘历时半年，共清理了灰坑40座、古墓葬26座等。出土的文物包括陶器、石器、铜器、瓷器、玉器等多种类别。
据当时参与挖掘的工作人员介绍，几乎南正遗址中所有的墓穴都曾被盗过，里面的尸骨已支离破碎，陶罐、铜器等也都是碎片，需要考古人员一件件清洗、拼凑，才形成完整的器物。
揭秘
“洛阳铲”勘探“梅花孔” 确保不漏探
10月17日，房山区南正村向北数百米的一处空地上，栽种着细弱的树苗，一条约7米宽的东西向黄土路将其分割为两片。
时间回转到10年前，那时，这片土地刚刚被考古人员挖开。“南北100米，东西70米，他们(指考古队员)在我们脚下两三米的地方，挖掘出了好多文物。”南正村的村干部刘宝才说。
据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统计，南正遗址的发掘面积共6600平方米，包括陶窑、墓葬、灰坑等在内的遗迹，在年代上跨越了战国中晚期、西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辽金，能复原文物1000余件。
“单纯从经济价值讲，没有特别贵重的文物。”全程参与北京段考古的文研所郭京宁认为，发掘地下文物的意义在于，通过解读文物承载的历史信息，还原数千年前的历史风貌。“哪怕是一片碎裂的陶片，如果能把它拼凑还原成先民所用的物品，它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都是非常大的。”
三年勘测始发掘
经过近三年的勘探，2005年，至纯天珠，考古队汇总出8处需要发掘保护的地点，包括岩上墓葬、南正遗址、丁家洼遗址等，全部位于房山区。
2004年，对南水北调中线北京段工程经过之地的地下文物勘探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那一年，郭京宁28岁，刚刚毕业两年。
“需要对地下文物分布的地点、年代、性质、面积等进行详细说明，确定需要挖掘的地点。”郭京宁说，北京段干线工程除了末端团城湖的800米明渠外，其余管线均为地下铺设，所以勘探工作一旦出现遗漏，都会对地下文物造成毁灭性打击。
勘探时，采取了状如梅花形的“错列”打探孔方式，“工人在施工宽度内站成一排，同时打孔施工。”郭京宁介绍，当时每平方米内有5个探孔，对每个探孔都要进行位置、深度、土层的记录，发现有埋藏物的现象立即重点勘探，“最重要的是保证不漏探。”
勘探使用的探铲，则是俗称的“洛阳铲”，垂直向下打入土地时可提取出土样，每打一铲都要看一次，以了解土层变化及包含物，直到生土(天然原始土)为止。北京段的勘探过程中，最深的地方要探到地下七八米深，“如果这一地点有古代的文化遗存，在土层中会有红烧土颗粒、炭屑、陶片、骨屑等和人有关的遗物。”
就这样一边探测，一边随时记录、绘图，以便为之后的考古发掘提供准确的位置和范围。
经过前后近3年的勘探，2005年，考古队将北京段的勘探情况汇总为8处需要发掘保护的地点，包括岩上墓葬、南正遗址、丁家洼遗址等，全部位于房山区。
避免丢失靠人防
文物安全只能靠人防，用警戒线围起场地、限制闲杂人等进入、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监护。此外，还配发了对讲机，随时沟通情况。
发掘正式开始，时间紧成为考古队面临的最大难题，不能影响工期，因此部分考古点的发掘，是在征地之前进行，“需要在建设方之前跟老乡沟通，告诉他们考古的意义。”
对此，刘宝才也印象深刻，“考古队刚来的时候，有村民在地里不让他们挖。”那时候，南正遗址上还种着庄稼，征地款尚未发到村民手中，作为协调办的工作人员，他只得反复跟村民沟通，“告诉大家考古要先进行，保护文物，征地款到位就会发给大家。”由于承包地分属多家村民，工作人员只能一家家地谈，光说还不行，还得写保证书。
取得村民的信任，还只是第一步，文物保护还需要村民协助。因为考古发掘都是在野外作业，总会有众多围观者，也难免有人揣着“别的心思”。
“我们派了十几个人帮他们盯着。”刘宝才记得，当时为了保证文物安全，村里曾配合考古队派出专门工作人员在发掘现场24小时值班。
郭京宁也说，文物安全只能靠人防，用警戒线围起场地、限制闲杂人等进入、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监护。此外，还配发了对讲机，随时沟通情况。
相比起来，白天盯防还算容易，到了晚上，考古队员更得绷紧一根弦，住地就在距发掘现场仅有50米的地方，“这样一旦出事了可以迅速反应。”
尽管如此，考古发掘过半时，还是引来了文物贩子。郭京宁回忆，那是一个年轻男子，开着一辆车，车牌号用光盘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