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国有企业的垄断性利润，缺乏正常的利润分配机制，导致利润很自然地用于再投资。这种再投资在软约束、内部人控制的状况下，很多国有企业会出现摊煎饼似的扩张，门类齐全、主营业务不明显，导致国有企业过度进入到一些行业，形成与民营企业争利的格局，产生挤出效应。这种效应在产业的战略布局上与原本的战略思路不吻合，进一步导致投资扭曲加大、资源配置的效率弱化。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在一些上游企业、定价权比较高的行业密集性地存在，但是有些行业又供给不足，比如公共服务领域。国有企业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社会义务，而又没对民营资本开放，就导致一些服务行业特别是公共服务投资不足、供给不足，带来很多短板，所以从去年开始就有针对性地通过补短板来提升投资总量，希望投资效益在短板上有所提升。
此外，要在降低投资成本上，采取一系列的结构性政策。
改变投资回缓的态势，改变投资收益率回落的预期，需要一揽子政策的出台和实施，不仅仅是资金上给予支持，更重要的是在投资的行政成本、财务成本、收益空间上做文章。因此，需要在投资政策、投资领域的放开等方面有举措，同时还要一系列中期布局。目前，全球都步入到投资收益下降，低增长、低利率、低收益的时期。一方面市场主体本身要有预期调整，更重要的是政府在投资领域不仅要有短期稳增长的政策，另一方面要进行中长期的结构性改革来提升基础性投资收益。
稳投资与防风险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基建整体回暖，过去高负债、建设重大项目的基建模式就意味着“加杠杆”和“高风险”，如何把握稳投资和防风险的平衡？
刘元春：实际上，稳投资是底线管理、稳增长的内容之一，稳增长要在底线管控的基础之上，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进行，不是简单地追求数量。
不能过度诠释稳增长，中国目前的投资政策，核心概念不是需不需要投。第一点是往哪儿投，现在的政策导向是补短板。第二点是由谁来投，必须交给市场、特别是合格的市场主体来进行，激发他们的投资意愿、投资能力，过去过度依赖政策性投资，政府主导下的投资模式带来一些后遗症，贵州文玩，投资思路需要一些转变。
当前基础建设投资的资金难以支撑持续的高速增长。图/视觉中国
中国新闻周刊：去年对PPP项目全面清查、严控地方债务等政策效应叠加，地方政府的融资压力比较大，是否会影响到地方政府投资的积极性？
刘元春：目前地方政府虽然有资金压力，但是国家通过专项债、地方债等一系列举措，缓解地方政府在投资中遇到的瓶颈问题。
目前地方政府主要是投资动能不足，要解决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资动力不足、过度追责的问题。影响因素比较多元，比如环保要求、各类督查、债务约束以及债务的追查，地方的项目储备不充足，包括一些为官不作为的问题，都可能导致投资动能的下降。但是总体来讲，今年地方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投资这类政府型投资，出现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新闻周刊：你之前提到，“稳消费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发展的重要性远大于稳投资”，这一观点该如何理解？
刘元春：这是未来一个长期的战略调整，当前整体经济相对疲软，文玩，原因是需求相对疲软，而供给过剩。需求疲软主要体现在消费增速、投资增速的回落以及进出口的变化，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都在发生变化。
但是要使中国经济在短期和中期内达到总供给、总需求的相对平衡，同时提高中国经济的抗风险能力，最为重要的策略是使消费比重达到合理水平，消费的增长速度不能过度回缓。依靠投资来拉需求，当期的投资需求，经过一两个投资周期后就变成产能，变成供给。因此，过度依赖投资，必定会导致动态平衡的失衡。生产的供给能力，如果没有市场承接，就会出现呆坏账，至纯天珠，再想利用投资提升需求，必须依靠债务，这就会陷入到债务投资的恶性循环之中。
过度地依靠投资稳增长是饮鸩止渴，特别是前几年依靠房地产投资来稳增长，可能投得越多后期崩溃得就越快。所以要有一个基本理念，近年来中国经济消费增速的回落，对经济转型的打压，产生的副作用非常明显。消费下滑之后要想提振消费，难度更大，所以要在短期内加强调整。
《中国新闻周刊》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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