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美术作品承载着特殊年代的历史记忆，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在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岁月里，一代代美术精英在有限的题材、形式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艺术创造力性，为后代留下了许多精彩的作品。
新中国的红色经典艺术作品，延续了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社会主义文艺思想路线，在借鉴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上，结合了本民族艺术特色，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
红色经典作品中的精品大多被美术馆、博物馆所收藏，只有少部分在市场上流能传民间。这些精品大多参加过全国性美展，具有很强的引起过广泛的社会效应。
近二十年，随着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为数不多的红色经典作品开始在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出现，引起人们的关注。
“红色经典”作品在拍卖市场上引起关注是从1995年嘉德的秋拍开始的。由中国国家博物馆送拍的刘春华1967年的作品《毛主席去安源》最终以605万元人民币成交，以超出估价近3倍、占当本场拍卖总成交额的70%多的佳显著成绩，成为当年嘉德秋拍油雕版块的最大亮点。
以至于在此后的两年——1996年、1997年，至纯天珠，嘉德的秋季拍卖专门推出“1949-1979新中国美术作品”专场。虽然，这两场拍卖的成交额并不显著，至纯天珠，但从此“红色经典”作品便成为中国艺术市场备受关注的独特板版块。自1995年至2012年，“红色经典”艺术品成交价过亿元的就有5件。其中，文玩，去年保利成交的李可染1964年所作的《万山红遍》以2.93亿元成交，轰动一时。
曾有广泛社会认知度、但为数不多的“红色经典”作品的出现，在短短十几年时间，为收藏投资者带来了高额的回报。1996年，嘉德秋季的“1949-1979新中国美术作品”专场上，吴作人1949年作《解放南京号外》以46.75万元成交，而在11年后即2007年12月的华辰油雕专场上，则以1232万元成交，11年间增长了26倍。徐悲鸿1951年作《九州无事乐耕耘》在1996年嘉德秋拍以192.5万元创当年新中国美术作品最高纪录，此后两度出现，一次是在2004年12月北京荣宝以1705万元易主，而在2011年12月的北京保利则是以2.668亿元天价再度易主，11年间，该作品涨幅竟达近140倍。
如今，“红色经典”作品在十10几年间涨幅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样的例子已并不鲜见。作品的稀缺性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造成这种市场现象的主要原因。那些早年受到忽视的作品、艺术家也逐渐开始受到市场关注。
在徐悲鸿、蒋兆和、李可染、傅抱石、关山月等一代大师之后，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如靳尚谊、詹建俊、杨之光、林岗、朱乃正等等众多美术大家都曾在新中国美术史上有佳作流传。
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这一代大师们大多是在1950年代初接受的美术教育，并在六、七十年代达到自己的创作巅峰，留下了精品佳作。如杨之光的《一辈子第一回》(1954年)、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1959年)、靳尚谊的《十二月会议》(1961年)、钟涵的《延河边上》(1963年)等等，不胜枚举。
如今这代大师们大多年事已高，历尽沧桑，但保持着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是很多当代名家的导师，但在当代美术界，他们的名字已经久久没有出现。
改革开放后，文化艺术的发展更加多元繁荣，这些“老大师”们似乎也被淹没在纷繁的时代洪流之中。近些年，随着艺术市场的需求增大，他们早年流传民间的作品被深度发掘。，近些年，他们以有限的作品流通量在市场上保持着不错的成绩。但与其历史地位和成就相比，这一代人的艺术作品价值似乎还未得到市场的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