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史记》)我对西周文化特别是金文书法亦情有独钟，算是与孔圣人一种心灵的契合。《大盂鼎》《史墙盘》《散氏盘》《毛公鼎》……已成为我终生钟爱和研习的对象。我的思绪时常不由自主地穿越时空游弋远古金文书法发展的辉煌时代——西周。

西周“制礼作乐”，是一个“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周易》)的大时代，我们从《尚书》《诗经》《周易》《礼记》《史记》等典籍中，不难管窥到中国美学思想的基本观念和范畴均源于西周。其“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敬天保民”的社会观念，宗教礼仪的文化制度，形成了中国美学以德为美、重视人格、推崇生命精神的审美取向。《易经·系辞》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谓“形而上”主要指审美思想范畴，“形而下”主要指审美物态范畴。审美思想与审美物态相互作用下派生出审美文化，审美文化则是介于“道”“器”之间的文化形态。通过分析西周金文书法所凝结出来的艺术成果，我对西周金文书法审美文化做一探研。

一、自由与规范相互交融

审美是一种自觉自愿而又自由自在的活动。审美活动的对象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审美活动的过程和性质具有“实践性和社会性”。但作为审美对象的情感符号和文化产品，又须有一定的法则和规范才能够得到普及和推广。西周的“制礼作乐”使人们的行为达到了空前的规范。西周金文的形体起初也完全沿袭商代晚期金文的作风，象形程度比较高。如《卯邲甗》铭文中“雔”(chóu)字，，一看就知道是一双鸟儿并行的形象，引申为伴侣、匹配。有的文字弯弯曲曲的线条很多，笔道有粗有细，并包含不少呈方、圆等形的团块。到康、昭、穆诸王时代，字形逐步趋于整齐方正。共、懿诸王之后，金文形体趋向线条化、平直化，书法风格整体上呈典雅、雍容、隆重的风范，这符合周人审美文化的趣尚。青铜器作为祭祀的神坛礼器，是在最神圣的时刻呈现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器物，其壁内的铭文更是记录这一桩桩重要事件的传世载体。

我们用宣王时期规范而整饬的《毛公鼎》铭文与厉王时期洒脱而自由的《散氏盘》铭文之间趣味变化的文化背景做一个比较。《毛公鼎》铭显然是儒家礼乐规范的符号，其篇幅巨大，字数繁多，铭文整体观之有洋洋恢宏之感，使人耳畔仿佛响起孔子“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的赞叹。近代书家李瑞清在《李瑞清论书》中对《毛公鼎》极为推崇：“《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由此可见《毛公鼎》在书法史上的杰出地位和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价值。就章法而言，疏密有致，成行成列，更显示出周代审美文化追求整齐、规范的特有面貌。周人的进退有节，“莫不令仪”鲜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细审其书法，转折自如，圆融婉通，字略修长平整，灵秀自然中不失规矩严谨，气色温和，笔势稳妥，处处彰显出彬彬有礼之貌。吟其文则能身临其境：“王若曰：‘父歆！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句谓“英明的文王、武王，伟大的上天能施予他们长久的充足的德”以及“配我有周”，无愧于周这样的伟大国家。一种维护法则、敬仰上苍、追求秩序的自发倾向和文化心理一览无余。而《散氏盘》铭文则表现出道家超越礼乐规范的返璞归真和天然成趣。它一反金文规整均匀的格式，宽博欹侧，章法恣肆狂放，率性适宜，初看好像杂乱无章、粗率佻脱，但细品味，便会逐渐体会到其集率意与稳健、稚拙与老辣、空灵与凝重、粗放与含蓄于一身的妙趣。既有金文之凝重，也有草书之流畅，开“草篆”之端。

李泽厚《美的历程》中言：“艺术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民作凋敝、社会苦难之际，可以出现艺术高峰；政治强盛、经济繁荣之日，文艺却反而萎缩……这是常见的现象。”显然，《毛公鼎》铭文可以说是在政治强盛、经济繁荣之日所作。周宣王中兴，外临同犬戎、西戎、淮夷、荆楚等民族剧烈的民族冲突，内有诸侯权力膨胀、阶层矛盾依然紧张之患。宣王在采取硬性控制的同时，亦采用和诸侯、睦万民，内赏功勋、外建诸侯等手段软性控制，稳固社会秩序，使国家得到中兴稳定，反映在钟鼎铭文上也规范整齐。郭沫若曾说：“《毛公鼎》铭全体气势颇为宏大，泱泱然存宗周宗主之风烈。”(《西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而《散氏盘》铭亦是民作凋敝、社会苦难时所为。厉王时期时局动荡不安，规范就显得软弱无力。社会秩序的无规则反倒解放了思想，书者更加率意，因此成就一代名盘。从两则铭文看，艺术的“高峰”与“萎缩”似乎不能简单地用政治、经济的繁荣与社会苦难做衡量。

我们循着西周金文脉络看，基本上遵从着“自由—规范—规范—自由”的发展规律，审美趣味也是随着时代更迭而适应了不断更新的辩证需求。乱世出精品，盛世亦出精品。这使我对王羲之在“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情况下写就的《兰亭序》与颜真卿在“抚念摧切，震悼心颜”情况下挥就的《祭侄文稿》之境界不同的文化价值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显然，《毛公鼎》《散氏盘》这两种不同的美学倾向，其交相更替的发展变化不仅使书法审美文化显得丰富多彩，两者的艺术价值也显得各具风姿。

二、壮美与优美相得益彰

西周铭文内容宏富，反映了西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的方方面面。而战争和祭祀并列为国家的两件最重要的事项。《左传·成公二年》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因此，周人在“制礼作乐”中，选择了“崇文尚实”的文化取向，周器纹饰更趋简洁素雅，而铭文却趋繁复恢宏。如康王时期《大盂鼎》铭文291字，共王时期《史墙盘》铭文284字，厉王时期《散氏盘》铭文375字，宣王时期《毛公鼎》铭文497字，远远超出殷人铭文数量。这些铭文以优美的线形、壮美的气势，集中反映了周人典雅、雍容的审美风格，洋洋洒洒，叹为观止。事实上铜器审美价值和意义更多地凝结在铭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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