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收藏品的流动性并不遵循某种透明的模式，难以评估，因而几乎不可能为作品赋予始终如一的经济价值。此外，一些明显的不对称和不平衡，使艺术“赌注”均衡地发生，令人兴奋且得到满足。然而，从更加传统的财富管理角度来看，这些现象则充满危险，且不够明智。
市场被扭曲了吗？
当前，新入市的收藏家通常会被全球各地蓬勃发展的超级画廊所吸引；这些画廊将艺术界的地理扩张和金融化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些买家关注易于辨认的作品，要求收藏品能象征某种身份地位，并能保持价值。在这样的原则下，他们最终错误地买进一些没有什么前景，至多只能补偿自身成本的作品。更有可能的是，收藏家购得的作品与艺术家在某种合同机制下为画廊创作的数十件乃至数百件类似作品难以区分。作品的经济价值具有纯粹抽象的特点，取决于第一次成交的价格。这就导致了当今艺术界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事实：众多艺术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作品的拍卖价格往往低于初级市场由画廊提供的新作品。诚然，市场缺乏透明度要归咎于画廊。与此同时，画廊往往亦控制二级市场的主体，因此能够阻止大部分作品被交付拍卖。
经验不足的收藏家未必出于投资目的而购买艺术品，而是出于一种对艺术收藏品的经济效应的认识。对于这些人而言，必须谨记的是，通常情况下，为艺术品出资越多，其升值机会越小。对穆格拉比斯(Mugrabis)、纳玛德斯(Nahmads)以及威登斯坦(Wildensteins)等实力雄厚的收藏家族而言，这一规律未必适用。这些家族全面买进某个细分市场，随后捂住不售，直至其能够控制整个市场领域。然而，对于在支配市场方面无计可施的典型新兴收藏家而言，角逐拍卖会上的战利品或研究超级画廊的等候名单绝非其一展身手的最佳途径。艺术界是一个颇为脆弱的生态系统，最受尊敬的藏家——想想赫伯和多乐茜(Herbert and Dorothy Vogel)，或活跃在香港艺术界的赞助人林伟而和刘家明——通常始于小笔赞助，却能够鼓励艺术家，为创造历史和艺术价值构建健康的制度，这些投入最终都会有所回报。
激励创新
众多因秉持严苛策展理念而广受尊敬的大型赞助机构，甚至包括伯格收藏(Burger Collection)，都将其收藏行为视为通过不同途径获得和产生价值的交易，甚至在其无意出售时亦是如此。就财务管理而言，该角度颇为审慎。然而，相对于掠夺性公司，此类机构更像家族企业，就此可提供的最佳建议是遵守游戏规则，践行既定关系。利用在工作室购买的作品迅速建立综合性作品库，随后出售，以获得意外之财，这并非难事，但此类行为会导致收藏家几乎不可能最终仍能够保存一流作品。艺术家和交易商从不以宽容而为人所知。
与此同时，笔者极力建议新入市的收藏家避免出资购买知名画廊的标志性藏品，这些画廊的主要的目的是，文玩，让其支持的艺术家有利可图。在理性层面，更值得投入精力的是，从策展人处多多学习推动艺术家以及支持新生画廊——沿着这条路径才可以创建一个能够凭自身力量产生文化价值的全新网络。这样，作为投资对象的艺术品并非低买高卖，文玩，而是在购买后，藏品以往往意想不到的新方式继续产生价值。某个时代的最佳艺术品，或最能够代表其所在时代的作品，并非见诸于拍卖目录封面，而是栖身艺术家破旧的工作室；作为赞助人，最令人兴奋的时刻莫过于回顾一段时期的活动，意识到设定时代标签的是藏品，而不仅仅是基于事实汇总的历史档案。
香港能否迈向全新领域？
就香港而言，简言之，相比以艺术品买卖为唯一目的而成立的众多机构，新兴收藏家和交易商在洞察艺术生态方面更加深入。今天，文玩，香港坐拥成熟度最高的拍卖市场和顶级艺术博览会；大约六家一流画廊已开业迎客，甚至成功的非主流艺术家也不时在这里展出项目。然而，策展人和记者如今几乎不会因在本地生根的私人藏品而受到赞誉，因为在主流展览会和销售活动上购得的艺术品自身具有外观舒适、易于辨认以及广为人知的特点。香港当前的努力方向是迈向全新领域，为新模式、新市场、新审美和新理念开拓空间。事实证明香港是赞助项目的沃土，例如贝明湄(Mimi Brown)的Spring工作室，同时也为更多可预见的行动提供广阔空间，例如乌利•希克(Uli Sigg)向M+博物馆捐赠藏品。此类行动在中国大陆则不可想象。放眼未来，以上模式将对构建新藏品产生何种影响仍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