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城汉墓发掘过程中的惊险和神秘(上)

满城汉墓(中山靖王刘胜之墓)
　　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刘胜墓全长约52米,最宽处约38米,最高处约7米,由墓道、车马房、库房、前堂和后室组成,窦绾墓和刘胜墓的形制大体相同。两墓的墓室庞大,随葬品豪华奢侈,共出土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玉器、石器、陶器、漆器、丝织品等遗物1万余件,其中包括“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著名器物。
　　在《三国演义》中,刘备每次出场,都会带着一串“头衔”: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其中,那位屡屡被提起的中山靖王,陵寝就在离北京两百多公里的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也就是著名的满城汉墓。
　　50年前,满城汉墓因一次国防施工中的意外被发现,再现了两千年之前的中国历史。随着金缕玉衣、长信宫灯、错金博山炉等闻名世界的稀世文物被发掘,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之墓揭开神秘面纱。而事发“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作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重大发现”之一的满城汉墓,发掘过程中的惊险和神秘,至今仍被世人所惊叹。
古墓初现
　　满城位于保定市西北21公里处,距县城西南1.5公里的陵山,海拔不到300米,远离闹市。因其西望太行群峰、东临华北平原,形如落凤,因而原名凤凰山。传说古代有位君王临巅远眺,见主峰居中、两峰左右相辅,认为此地风水奇佳可为墓地,于是大兴土木修建陵寝,最后安葬于此。故此山更名为陵山。
　　满城县境内有三个与“陵”相关的村子———北陵山村、南陵山村与守陵村。当地流传千年的说法,村民的祖辈是为王侯守陵的,至于是为谁守陵?陵墓何在?却无人知晓。直到1968年,满城汉墓在这里被意外发现。
　　满城汉墓就在陵山的山腰中。
　　满城汉墓如今已是AAAA级景区。步入景区,沿着路旁指引牌拾级而上,行至山腰,一屏“千古之谜由此揭开”的石碑立于一个大门紧闭的山洞一侧。据石碑记载:一九六八年五月,解放军某部在此处进行国防施工时,打穿了中山靖王刘胜墓“南耳室”的顶端,沉睡了两千多年的古墓被惊醒。
　　那是20世纪60年代末,在“备战、备荒”及“深挖洞,广积粮”的号召下,全国各地都在大规模进行国防战备工程建设,陵山地区也不例外。
　　北京军区工程兵第六工区165团8连的战士们,为了完成一项高度保密的国防工程,开进陵山。
　　8连战士们到来时,曾听到跟陵山有关的很多传说和故事。
　　守陵村就在陵山东南两公里处。村里的老人只说他们的祖先是看“王子坟”的,却说不出“王子”到底是谁。
　　村里人说,每年当大雪覆盖整座陵山时,总有两块地方,雪化得特别快,但是也没有人知道原因。
　　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施工前考古的意识。当时的陵山,外部没有一丝墓葬或文物遗存,看上去只是华北平原上一个普通的小山包而已,谁也想不到山中埋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
　　这些传说,只是战士们茶余饭后聊天的材料而已。直到几天后,他们在工程作业时偶然间打开了陵山的“秘道”。
　　1968年5月23日,8连3排11班上早班。中午12时,爆破手柯友文、于振柱、张士林装填好炸药,又在作业面的底部放置了上午的最后一个炸药包。
　　一声轰响,山体震颤。
　　按照惯例,此后的工作要等落石稳定、烟尘散去。班长李锡明让战士们返回驻地吃午饭,自己留在爆破场地值班。
　　让李锡明感到奇怪的是,通常炸药爆炸以后,很快就会有烟从爆炸洞口飘出来。那天爆破后半个多小时过去了,洞口却一丝烟都没有。
　　正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代理排长曹培成提前吃完了午饭赶回洞口。李锡明对曹培成说了这一“奇事”。两人担心爆破是否成功,所以当即决定,进洞去看看情况。
　　两人进爆破洞后,见里面的碎石没有平时多,也完全没有烟。他俩突然惊奇地发现,爆破洞底部出现了一个直径约60厘米的黑洞。
　　李锡明向洞里扔了一块石头,根据落石声音判断,黑洞很深。他又拿来一根皮尺拴上石头伸进洞里丈量,发现洞深大约六米。
　　他们决定下到黑洞里面一探究竟,于是,用钻杆把洞口周围疏松的碎石捣碎,把洞口扩展到一米以上。
　　这时,吃完午饭的战士们陆陆续续回来了,曹培成叫李锡明和一名战士到洞外抬来一根六米长的圆木,正好抵到黑洞的底部。战士们又找来电线,接上灯泡放入洞内。一切就绪后,李锡明、曹培成和3个爆破手一起顺着圆木下洞。
　　借着灯光,大家发现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洞穴,在洞的深处,几名战士看到了散落在地上的一些瓶瓶罐罐。
　　虽然不是专业的考古工作者,但李锡明他们意识到,这个山洞很可能与当地传说中的王陵有关。于是,他们捡了几个暴露在外、相对完整的器皿,带出洞外。
　　几天以后,一份标有“绝密”字样的报告和洞中出土的部分器物出现在河北省主要领导的办公桌上。河北省文物工作队的两位专家也来到了满城。
　　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所长郑绍宗是第一批进入满城汉墓的考古专家,并全程参与了满城汉墓的发掘。“当时施工部队上报到团部后,省政府派我和孙德海前往现场查看。”他说。
　　经初步勘察,专家们发现:整个洞底几乎都被一些排列有序的大瓦片覆盖,瓦片下面还有许多朽木；洞室的北侧摆放了十几个方形的陶制大酒缸及成堆的陶器,从酒缸的顶部不时传来水滴的声音,缸的表面有很小的石钟乳；在其西侧还有一座更大的洞室,经初步测量它的高度有六七米……从钟乳的生成可断定这个洞是个石灰岩洞,墓穴至少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
　　最令专家们振奋的是这座古墓的规模,大得令人震惊。
“还是总理想得周到”
　　在战士们带回的四件文物中,除了三件镏金的器物底座外,还有一件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青铜器。随后赶到现场的考古专家又陆续发现,许多铜器都刻有“中山内府”字样的铭文。
　　这里的“中山”指的就是历史上的中山国。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中山国,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鲜虞中山国,另一个是西汉时期的中山国。战国时期中山国的文字属于金文,而陵山古墓中出土铜器上的“中山内府”字样接近汉隶字体。铜器造型和工艺属于西汉风格,也与战国中山国的出土文物完全不一样。由此可断定这座墓是西汉时期的,它被命名为“满城汉墓1号墓”。
　　从这些初步考古结果可以判断,满城汉墓是一座两千年历史的汉代大墓,保存相当完整。这里很可能会有重大考古发现。河北省马上将满城汉墓的情况上报中央。
　　1968年6月18日晚,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通明,周恩来总理在此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趁着宴会间歇的短暂时间,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把发现满城汉墓的事告诉了郭沫若,并嘱咐他,“这件事十分重大,由你们负责办理。”
　　郭沫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时是中科院下属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考古所是其下的一个研究所。周恩来嘱托的“由你们负责办理”,实际上就是委托郭沫若挂帅,由考古所负责发掘。
　　第二天一早,郭沫若的秘书王廷芳就赶到了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去,先了解一下考古所的情况。
　　1968年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三个年头,全国考古工作都已经完全停止,很多老干部、老专家受到冲击。考古所是否还能承担起这次重大考古工作,郭沫若也有些不托底。
　　据当时在考古所值班的研究员卢兆荫回忆,王廷芳听完考古所的汇报后,认为“情况还好”。
　　所谓“情况还好”,是相对而言。“文革”之中,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受冲击非常严重,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内部也已经陷入派系斗争,处于瘫痪状态。而考古研究所的业务工作虽然陷入停顿,但考古所并没有直接介入“文革”派系,人员相对完整齐备。
　　当天上午10点,王廷芳就带着考古所的孙炳根和卢兆荫二人,到郭沫若家中当面汇报。由于都是年轻研究员,在“文革”开始后,他们得以留在所里,没有受到太大冲击。
　　那个上午,时年41岁的卢兆荫第一次听到满城发现古代墓葬的消息。
　　现年91岁的卢兆荫向记者回忆起50年前的这段往事,仍难掩激动。他说,作为考古所的研究人员,他当时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有进行业务工作了。满城汉墓的意外发现,简直是“破天荒”的机会。
　　郭沫若向他们二人介绍了自己所了解的关于古墓的情况,建议考古所先派两三个同志去现场实地探查,再制定下一步的方案。
　　卢兆荫记得,郭沫若一再嘱咐他们,当天下午5时之前,一定要把去满城的考古队员的名字和简历报给他。
　　原来,那天晚上,郭沫若要和周恩来一起参加坦桑尼亚驻华大使馆举行的宴会,“郭老应该是想在宴会上把人员名单报给周总理,所以才要得这么急。”卢兆荫说。
　　显然,郭沫若和周恩来一样,对满城汉墓寄予了极大关注,都等不得文件上传下达的时间,趁着外事活动的间隙就完成了这个程序。
　　很快,周恩来的批复出现在郭沫若的桌子上,他完全同意郭沫若的意见,并附上一封他给北京军区郑维山代司令员和陈先瑞副政委的亲笔信,让郭沫若执此信找他们二位办理此事。
　　“郭老看到总理的信后很感动,说还是总理想得周到。”王廷芳后来回忆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果没有军方的协助,考古队恐怕很难顺利完成任务。
　　事实证明,周恩来确实思虑周全,算无遗策。
　　1968年时,“文革”已经在很多地方上演了“武斗”,各种所谓的“革命组织”派系林立,动枪动炮地夺权。保定地区的“武斗”就非常严重,满城的气氛已经很紧张。
　　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现的满城汉墓,可谓危机重重。陵山发现古墓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多当地群众因为好奇想上山看个究竟,还有一些“造反派”要下洞“破四旧”。据工程兵战士们回忆,发现古墓后的一天晚上,山上站岗的战士看到有几百人举着火把要上陵山,连里急忙增设了4道岗哨,还派指战员对“造反派”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说服劝导,才使古墓躲过了一场“破四旧”之灾。
　　第一批进入满城汉墓的郑绍宗也曾回忆,他们在前往满城古墓现场的途中,几乎每走一段路就有人拦查。幸亏是乘着军车并在军队的护送下,才得以安全到达满城。
　　郭沫若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找到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当即下令,全力支持:考古队从保定到满城的车载及安全由河北省军区负责,北京军区派一位参谋和考古队一同前往满城；在物资上,只要军队能满足的,一定大力支持；军事工程完全服从考古发掘工作的需要。
　　除军队的配合外,经费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根据王廷芳的回忆,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同其他中科院学部有所不同,它是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领导的,经费单列。“文革”开始后,学部情况复杂,财政部对科学院的所有业务经费几乎完全停拨,考古所隶属于学部,所以也没有更多的经费来支持考古发掘。
　　考古所将这一情况反映给郭沫若,希望为发掘古墓专门拨一笔经费给所里。为此,郭沫若专门请示了总理,经过总理批示后,财政部很快便拨下来一笔专款。
　　此外,考古队人员的组成也是郭沫若亲自敲定的。他认为墓中可能有壁画和竹简等文物,所以增派了两名技术人员随考古队同行。
　　最终,三个人的考古队扩大成九个人:三个考古队员、一个摄影师、一个绘图人员、另加两名技术人员。此外,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也派了两人参加考古队。团长是考古所的胡寿永,卢兆荫是队员之一。
　　6月25日上午,一个由周恩来亲自批示、郭沫若一手组建,部队护航的“超高规格”的考古队,启程离开北京,向满城的那座大墓进发。
部队保驾
　　6月25日启程当天,考古队在军车的护送下到达满城,而后即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和解放军工程兵组成了一个联合考古发掘队。
　　以往考古队对一个古迹进行作业,都要聘请民工帮忙,但是这次满城古墓的发掘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没有一个当地老百姓参与。
　　满城的“武斗”情况,也让这次考古发掘不同以往。
　　卢兆荫清楚地记得,坐着河北省军区的车一进入满城,他便立刻感觉气氛紧张,街道上几乎没有行人,道路两旁有许多暗堡。
　　根据卢兆荫的回忆,考古队到达满城后,住在县城南门外的驻地部队司令部。考古队也实行了军事化管理,作息时间和部队完全一样,早上5点起床,7点吃早饭。
　　部队司令部是两派群众组织都不敢侵扰的地方,所以选择这里作为考古队大本营。即便如此,一到晚上,考古队员们就能听到远处持续不断的枪炮声。
　　从驻地到陵山路途不算远,为了保证考古队的安全,部队领导还是要求队员们每天乘军车来去。
　　考古队只遭遇了一次“险情”。
　　一天晚上收工后,大家回到驻地休息。卢兆荫正在水井边洗衣服,突然听到“嗖”的一声,一颗子弹从大家头顶掠过。
　　“当时大家慌忙地往屋里跑,发现这颗子弹打在了我们宿舍的墙壁上。”他说。
　　部队的领导对这次“意外”十分重视,立刻派人去调查,结果发现这仅仅是一颗打错方向的“流弹”,并不是针对考古队的。
　　虽然气氛紧张,但是考古队却一刻都没有耽误地展开了工作。
　　6月26日一早,卢兆荫他们就爬上陵山,开始考察墓地现场。
　　卢兆荫发现,海拔200多米的陵山是由三个连在一起的山峰组成的,居中的主峰最大,山顶也较为平坦。主峰的东南和东北方向各连接着一座小山峰,“古代贵族官僚通常选择这样的地形来作为墓葬之地。”他说。
　　考古队员们还走访了周围的乡亲,了解陵山的情况。但老乡们口中所说的都是传奇和故事,缺乏具体细节和历史根据。
　　据说,陵山主峰顶西南方向有一块平滑的大石头,被当地人称为“一亩石”,是“满城八景”之一,据说此处有“仙人遗迹”的说法,传石头表面有类似脚印的足迹,被当地人传说是“仙女的足印”,所以陵山又有“灵山”之称。传说虽美,于考古学家而言却没有实际意义。
　　此外,他们在田野考察中发现,陵山上另有18座小墓,当地群众传说为“王子墓”。
　　守陵村的老人们说,村里曾经居住着一位看陵的首领。而山上的“一溜十八个石头堆”,里面埋葬的都是“王爷”及其后代。村民们传说,坑里还有“王爷”的“金脑袋”,而自己是守陵人的后代,种着“王爷”的地,看管“王爷”家的坟。但到底“王爷”是谁,却没有人说得清楚。
　　显然,想从老百姓口中或者历史资料里进一步了解古墓的情况,实有难度。战士们意外炸开的那个深洞,是揭晓古墓之谜的唯一路径。
　　“炮眼离南耳室就距离几米,如果炸药位置再往边上挪一挪,也许到现在还没有发现这个大墓。”卢兆荫说。也正因为古墓的隐蔽性,所以这座墓在解放军发现以前,从未被盗掘过。
　　可以说是凑巧,也可以说是幸运,炸药刚好在南耳室侧上方炸开了一个洞,却没有炸坏古墓的任何地方。
　　因为古墓的发现,部队在当地的国防建设工程全部停工。原来负责施工的工程兵部队,担负了起两个新的职责,一方面参与考古,配合考古队进行发掘,同时也是警卫队,严密守护着考古现场的安全。
　　(文/米艾尼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