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朝代。汉家文化有着浓郁的先楚因子，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是楚人，汉朝的开国元勋们，除张良外全都是土生土长的楚人。“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载范增引“故楚南公”语），当这些威猛无比的楚国子弟们用血肉之躯推翻暴秦统治时，也就是决定了：他们要将故国乡里的一切文化传播到长江天堑的另一边，传遍汉家帝国的大江南北。于是，楚声、楚歌、楚辞、楚服、楚制、楚舞、楚俗以及楚地哲学与艺术都随着江东子弟的攻城野战、夺取天下而在华夏大地上迅速传播开来。
徐州处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齐文楚武”，徐州正是文物消长的枢纽。徐州是两汉文化遗存最为集中丰厚的地区之一，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并称徐州“汉代三绝”，两汉文化是徐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历史内涵。
一、 徐州考古成果回顾
在分析徐州考古发掘出来的历史文物的价值以前，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徐州地区的考古发掘工作的历史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1972年开山采石发现位于徐州市西北８公里九里区拾屯镇的小龟山汉墓。小龟山亦谐音小孤山。一崖洞墓（编为一号墓）,保存完好，出土文物甚多。具有时代性的有连弧纹星云镜、蟠螭纹镜及西汉早期有五铢钱，特别是几件有铭文的铜器，更有价值。经考古学家证实，小龟山汉墓是西汉楚王第六代襄王刘注的陵墓。
1980年，在位于徐州市西郊两公里处的卧牛山东北麓发现了汉墓，为一大型崖洞墓。
1982年10月石灰厂采石时发现一座大型汉墓，该墓位于徐州市区东北下淀乡石桥村南，洞山北麓，故称东洞山汉墓。
20世纪80年代中叶，徐州北郊北洞山发现汉墓，在抢救性考古调查和发掘过程中发现许多扑朔迷离、令人百思不解的谜团。
1992年5月在徐州市的西郊韩山发现了徐州竖穴洞室墓。
1995年，在徐州狮子山经过考古发掘，发现楚王陵，被评为“九五中国十大考占发现之首”，并与其它７座楚王墓的发掘一起荣获“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墓中出土的金缕玉衣为当时中国出土的玉衣中玉质最好、制作工艺最佳的。
2002年7月，在徐州市狮子山楚王陵北侧、羊鬼山的东北下坡处，发现一批高约40厘米的楚王陵陪葬陶俑。考古专家认为，从出土汉俑及地点分析，极有可能是楚王后的陪葬俑。
2003年5月，考古专家在江苏省徐州市西南郊杏山子村发现５座１９００年前的家族墓葬，分别属于唐、东汉两个朝代。
2003年8月，徐州一工地上发现一古墓，并伴随带有精美图案的长条石出土。经考古专家考证，该墓为东汉时期砖石混合式夫妻合葬墓，精美的长条石为珍贵的汉画像石。
2005年3月，位于徐州西郊韩山山顶的古墓被盗，在盗洞过程中，意外地发现了3号墓，墓主疑是楚王近属。
2005年4月，在1992年发掘初的徐州市西郊韩山汉代竖穴洞室墓里，考古人员发掘出了该市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西汉早期画像石，同时还出土了部分陶俑和玉片。从而将汉画像石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年。徐州发掘出的最早汉画像石为西汉中晚期的作品。
此外，分布在徐州各地还有楚王山汉墓、南洞山汉墓、驮篮山汉墓 、小龟山汉墓等。
（一）、考古价值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
1、 对于时代背景的考据价值，包括时代特征和演变规律，同时也可以为考古学的具体事件、年代提供若干佐证。
考古学家蒋赞初在其论文集通过对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的发掘工作的详细说明指出：如果不通过文物考古工作者的艰苦操作过程，也就不可能弄清历史的真相，稍有疏忽就会遗留下很难弥补的缺憾，这一点比较充分地说明了考古工作对于历史真相的探究的意义。张道一先生在为《徐州汉画像石》一书所作的序中也表现了他对这一观点的认同。在徐州考古挖掘后的出土文物上所体现出的历史考据价值可以从以下几个例子中看出来：
汉画像石是徐州出土文物中非常珍贵的。汉画像石，指的是汉代佚名的画家或雕刻家在石材上的艺术创作,它种类繁多,表现形式多样:有作贴面的画像石、有表面被涂抹的画像石、有墨线(或朱绘)勾画的画像石、有刻画结合的画像石,“还有若干汉画像石的下部存有隶书文字,标明在墓葬中的位置”。
因为汉画像石上有很多画面，而这些画面通常是汉代的画家或雕刻家对当时生活和社会风貌的真实反映，或以真实生活为创作的基础，因此历史学家可以从汉画像石上看到统治阶级当时怎样生活，劳动者怎样生产，主仆之间尊卑贵贱等等社会情况。
还有一个例子是对缪宇这个历史人物身份的考查。《战国秦汉考古》（第127页）对徐州邳县缪宇墓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该墓的墓志，曰：“故彭城相形长史事吕长缪宇字叔异……”在这之前，通常认为缪宇是当时的彭城相，而这个墓志的出土则说明，缪宇生前为吕县的县长，代理彭城相的长史。而之前认为缪宇是彭城相是错误的。
再比如对徐州出土文物――楚王陵出土的金带扣的考查，可以推测出汉代及之前古代中国对外交流、通商贸易等史实的情况。
徐州狮子山汉楚王陵被列为“95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尤为特别的是从楚王陵出土的金带扣比较罕见，这在考古工作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有利于文化交流史上汉代的情况的考据。考古报告称：“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出土的金带扣有二个，其图像大致相同，描写一熊一虎爬在一匹马身上撕咬，虎咬着马颈，而马垂死挣扎，前两腿跪着，后半身扭转向上，被熊按着与咬着，金带扣图案的上、右、下三边分别又刻八个鹰头形象。”
其他地区的汉墓出土文物中也时常有动物互相撕咬、搏斗的主题与后半躯转向上的图案。这种艺术形式，考古学与美术史上均称之为动物意匠（animalstyle）的艺术，或者称为动物风格、动物纹饰。“所谓动物意匠，原本是称谓斯基泰人以及斯基泰风的意匠的‘Animal Style’一词的译语。斯基泰（Stythen），为希腊人称呼古代生存于欧亚草原间的游牧民族，波斯人称之为Sake(萨迦人)，中国则称其亚洲阿尔泰地区的一支为‘塞族人’（‘塞人’）”。
根据历史学的现有考证，斯基泰民族与中国最早接触可推测到公元前一千年殷商时期。至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为了扩充自己的军事势力常借用外族的力量，同时这种活动也伴随着物质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据历史地理学考证，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斯基泰民族的故土可能在天山两侧直到中亚吉尔斯内巴勒喀什湖一带。在公元前八世纪时，便转移到黑海北部一带，到了公元前七世纪是斯基泰人曾在巴比伦、希腊与中国任佣兵，为东西的货物交流之主要中间者。到公元前二、三百年间在甘肃一带也曾发现其踪迹），所以由此可以推断斯基泰人在很早的古代，就与中国的地理位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