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璜与琮、钺不同出”似乎没有成为良渚贵族阶层普遍严格遵循的规范。这也许表明，尽管良渚社会拥有共同的信仰体系，但是其等级体制和控制形式较为松散，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酋邦的大小贵族各有自行其事的权力。比如，上海福泉山良渚鼎盛阶段的M60，与璜共出有璧、锥形器、冠形器、石斧、石钺等，但无琮。由于此墓为二人合葬，是否为男女合葬不得而知。同一层的M74，与璜共出纺轮、钺、冠形器、锥形器等，亦无琮。虽然该墓尸骨无存，墓主大致可判定为一位贵族女性。福泉山女性贵族能用标志男权的钺随葬，是否暗示女性虽然与沟通天地的琮无缘，但是却可以染指标志世俗权力的钺？
女成员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劳动分工、权力随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变化。这些现象与性别有关，但是它取决于社会因素，而非生物学因素。
发现与沿革
苏州越城马家浜文化的下文化层发现3座墓葬，M8出1玉？；M9出1玉璜与1夹砂陶罐；而M10无随葬器物。专家根据随葬品推断M8、M9为女性墓，M10为男性墓。如果这一推断成立，那么说明女性在拥有珍稀物品上明显与男性有别。
从玉璜的发展和回顾可见，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玉璜和中原地区商周以降的玉璜虽然在技术、形制和设计艺术上前后有所继承和发展，但是它们的作用和象征意义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背景里可能有比较大的区别，需要通过不同途径加以解读。
长江下游可能是玉璜起源的一个重要地区。河姆渡第四层出土过4件残缺的玉璜，距今约有7000年的历史。到马家浜时期玉璜初具雏形，早期均呈条形或弧形，中后期出现半环形璜以及少量折角璜。到了崧泽文化时期，璜数量增多，成为主要饰件，并且形制多样，其中最具代表的是桥形或半璧形的璜。到了良渚时期，琮、璧、锥形器等玉器大量出现，成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而玉璜仍然保留着它个人饰件的象征性。为了显示身份的高贵，有些玉璜的质地和加工非常精美。
史前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自新石器时代早期起随葬品的种类常能分辨性别。因为有些简单的随葬品多为生产工具，因此常常反映了墓主身前身份。比如，仰韶文化北首岭墓地男性墓多随葬骨镞等狩猎工具，元君庙墓地的女性墓中多随葬蚌刀、纺轮和骨针。同样，山东大汶口文化中，男性多随葬斧、锛、凿等生产工具，而女性则随葬纺轮之类的生活用具。因此，这种伴生规律有时可以帮助我们判断一些尸骨无存墓葬的墓主性别。
性别观察
本文性别考古学的初步观察仅限于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玉璜。河姆渡遗址由于被含盐份的地下水浸泡，人骨无存。目前发现的4件残玉璜已无法判断其属性，但是从层位中共出的大量纺轮判断，如果原来这些都是随葬品的话，有可能为女性的器物。值得一提的是，河姆渡遗址的一件标志性器物？?“双鸟朝阳蝶形器”(又名鸟形器)的形制和佩带方式与扇形玉璜十分相近。虽然为象牙质且其属性不得而知，但是其独特的造型和装饰被认为具有特殊的宗教意义，佩带它的人必定具有非同一般的社会地位。
殷商时期，玉璜是重要的佩饰件和礼仪用品。除了素面的玉璜外，许多玉璜被琢成龙形或鱼形，表面雕琢双勾云纹、鳞纹或三角纹。龙形璜的下腹往往雕琢出牙脊。鱼则运用简练的手法雕琢出鳃、鳍和歧尾，多钻双孔用以便于悬佩。殷墟妇好墓曾出土雕工精？的30件片状玉璜和43件龙形或鱼形玉璜。在这73件璜中，除3件弧度为圆周的二分之一外，其余均约为圆周的三分之一。大多数两端钻孔，少数一端有孔。有两件璜可合而成一环，三件璜可合成一环。这些玉璜可复合为璧或环，也可以单独作为佩饰，被夏鼐先生称为“佩璜”。
性别考古的先驱玛利亚？金布特斯认为，欧洲东南部新石器和铜器时代占主导地位的女性塑像表明了女性在当时的重要地位，这种地位后来随青铜时代好战的男性等级制度的崛起而消亡。而琼？杰罗对秘鲁高原中间阶段初(前200年-公元600年)魁亚什？阿尔托遗址的研究，从共生的铜制别针和纺轮出现频率判断，并参考陶器肖像学中男女独立表现的特点，说明当时妇女拥有很高的、决不亚于男性的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