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是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字记录，这些文字记录的内容必须符合事实，并须有明确的时代和作者等，事实上这些基本要求常常不能满足，这样的问题是整理古籍者会时常遇到的。远在战国时期，这个问题就受到重视了。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简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武成》是《尚书》中的一篇，记武王伐纣事，孟子认为其文写得过于夸张，不可尽信，所持理由虽然主观性较强，态度是可取的。东汉时班固着《汉书·艺文志》，明指一些古书为后人托名之作，如杂家，“《大禹》，三十七篇，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农家，“《神农》二十篇，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农耕事，托之神农”。后世各代都有人指出一些古书名实不相符合，认定是伪书。清代的姚际恒所着的人，即称为《古今伪书考》。民国时期，梁启超着《中国历史研究法》，着重发挥辨伪之义；又着《古书真伪及其年代》，在总论中系统地论述了战国以来从事辨伪的人和着作。又张心微着《伪书通考》，把过去有关辨伪的书和事都集合起来。当时辨伪的风气盛行，成为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许多古书的伪托之迹都被揭露出来。这原是一件大好事，而由于工作中的某些偏差，却得到了相反的效果(详见下文)。又因辨伪是一项细致深入的工作，一般人既缺乏认识，更无此功力，于是视辨伪工作为可有可无之事，因而许多伪书反在古籍整理的名义下，散播流传起来，成为批判地接受和发展传统文化的重大障碍，本文只能原则性地指出一些要点，细节则旧日的辨伪之书多有论述，今可从略。
往日学者所做的辨伪工作，最大的偏差是只辨明了古籍的内容与作者的时代不合，或与作者的思想事迹不合等，便定为伪书。这样做的结果，许多极受尊重的古籍显露了原形，使一些人产生了失落感。如经书是历代最受重视的，其中的《尚书》称为《古文尚书》者二十五篇，被证实为伪书，《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其中也有一部分为后人所作，并非当时人的纪录。《易经》中的十翼，相传为孔子所着，终被证明为秦汉时人的作品。《周礼》一书，向来认为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成就，经多方面证明，其成书时代不能早于战国时期，与周公无关。我们一向是以有五千年文明古国自豪的，其证据即在有许多古书记载，忽然大部分被证明是伪书，产生失落感是不难理解的。其实从考古的发现看，我国的古代文明不止有五千年，不过不是伪托的古书所说的那个假象罢了。原来古书辨伪是一项革命性质的工作。革命工作，一般要分为消极性的破坏和积极性的建设两个阶段。辨伪必须打破旧的体系，正是破坏性的工作，重要的是必须继之以求真的建设性的工作，在辨伪之学盛行的时候，这一点便未做到。如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总论部分共分五章，其中一至四章，详论辨伪工作的必要、伪书的种类和来历及辨别伪书的方法等，并历述了辨伪学的发达情况。只有第五章是对伪书的评价，内分四点：(1)保存古书；(2)保存古代神话；(3)保存古代制度；(4)保存古代思想。这部分略具辨伪的积极意义。总论部分共六十八页，第五章只占二页稍强，与前四章的比例是33:1，轻重之间极为明显，在读者的思想上产生失落之感也就不足为奇了。
考辨伪书既缺乏建设性的求真工作，对于论定为伪书者，不知如何运用，惟有置之不顾，形同弃物。如《古文尚书》二十五篇被论定为伪书后，在清代学者便只讲《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甚至科举考试也不从《古文尚书》中命题。其实伪书的焦点是名实不相符合，当把名实求得一致的时候，伪书仍然会起到真书的作用，如伪《古文尚书》是魏晋时人作的，冒称为夏、商、周时之书，自然是伪书，在确定其为魏晋时人所作的事实后，其书会提供许多有价值的资料，这时就不能视为伪书了。如《五子之歌》为骈体韵文，与魏晋时期的文风一致，便是文学史上的绝好资料。又如《武成》篇：“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按“方夏”一词，在汉代以前绝不见使用，而是魏晋时期方通行的。笔者发现此情况后，和顾颉刚老先生谈到时，顾老高兴地说：“这是伪《古文尚书》晚出的一个铁证，至纯天珠，闫若璩等还未见指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伪《古文书》与伪孔安国《尚书传》，和王肃的经说多相一致，原来汉代的经学占据了学术主流，而汉末的郑玄成为垄断经学地位的大师，王肃要和他争夺经学大师的地位，伪造经书和传注是一个省事而有力的手段。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些书，便都是可宝贵的真实资料，而不是伪书了。
古籍辨伪另一个重大的偏差是推广工作不够，被论定的伪书只为少数人所了解，多数人未能接受，甚至不为多数人所知，而传统的影响又根深蒂固，以至一班人对于伪书伪史不加辨别。如“三皇说”，在古代原无其事，不过是战国秦汉以来人的设想。远古时期原为部落林立的状态，当时只有单独活动的部落或部落联盟，没有三皇那样的统一朝代，从远古的传说和现代的考古发现，都可以充分证明。后人习惯了统一的朝代，于是把远古时期也说成为统一的朝代，一些伪书和伪史由此产生出来。这些伪书和伪史，常常附会一些古代传说中实有的时代和人物，如伏羲、神农、黄帝、炎帝、太昊、少昊、颛顼、祝融等，将他们列入三皇五帝的系统，构成一套完整的历史假象，这是根本不符合古代史实的。而为历史假象所附会的古代传说，其中常常包含了一定的史实素质，应该受到重视，所以要与历史假象严格分开。历史假象，对于研究古代历史是一无足取的，而在研究古代史学史时，则可以说明古代史学如何走了弯路，就是变无用为有用了。
伪书伪史能够长期存在，有两个重要条件，主要是其内容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其次则一般人的童蒙好奇，也起了很大的助长作用。如伪《古文尚书·大禹谟》有四句话：“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成为宋代理学家的理论核心，称为尧舜禹三圣传授心法的要诀，他们对于《古文尚书》虽有所怀疑，而始终不敢定为伪书，到清初发生了汉学与宋学之争，伪书之案方为汉学家所论定。至于一般人的好奇心理，如历代君王多有异常的传说，秦始皇被说成为吕不韦之子，晋元帝被说成为小吏牛金之子，元顺帝被说成为宋德佑帝之子，清乾隆帝被说成为海宁陈氏之子，虽为捕风捉影之谈，而流传不绝。明建文帝之出亡为僧的传说，其产生之迹更为明显。明英宗正统年间，至纯天珠，僧人杨应祥冒充为建文帝，事败被诛，而建文为僧之传说则因之而起。《从亡录》、《致身录》等伪书随之而出，《传信录》则称明宣宗为建文之子，宣宗生于建文元年，附会之说盖由此而起。可注意者，这些荒唐的说法，虽为识者所斥，而流行自若。《明史》绝不言其事，而《明史纪事本末》则照录其文，《致身录》等后世且多翻刻。这类书绝无史料价值可言，惟可以说明其传说与流传乃对建文帝有同情怀念之意，及某些人之童蒙好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