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家书的格式中透露出的礼仪规范引人深思。这是20世纪20年代衡维屏在外求学期间写给胞兄衡维权（字平甫）的一封家书，语言流畅，礼仪完备，书法优美，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伯母和母亲两位长辈的孝敬以及兄弟之间浓厚的手足之情。

最近几年每逢春节，张丁总会按家书格式原创一条节日短信：有称呼，有内容，有落款，还有年月日。在他眼里，这就是一封很短的书信。“相信以后一条短信能发更多字，那么我体现礼仪的空间会更大。”张丁说到。

作为抢救民间家书项目组委会秘书长，张丁已征集到了4万封民间家书，并于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开办了“打开尘封的记忆——中国民间手写家书展”，展出了组委会精心挑选的3075封民间家书。

张丁把“抢救”民间家书的价值概括为“多元视角下的文化自省”。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是民间家书的主体，我们的每封家书都有价值。通过家书征集活动，张丁想提高人们对于家书的认识，不再把它们当作废品和垃圾，而是交给博物馆或档案机构，发挥它们应有的价值。

家书的多种价值中，张丁把遗产价值放在了首位。他想强调的是，如今许多名人家书已进入收藏市场，但民间家书却还没进入收藏者的视野。张丁认为，民间家书是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属性兼备的珍贵收藏品。从物质形式上看，民间家书的书法价值很是耀眼，因为它们不是为了写书法而留下的书法作品，显得更自然生动，历史上著名的王羲之《姨母帖》就是家书。其他如信封、信纸、邮戳、明信片等邮品也各具特色，展览中有一封抗战时期一名八路军战士写给家人的书信，是用一张翻转折叠的日军地图做的信封。从文化传承的角度看，民间家书的格式中透露出的礼仪规范引人深思。比如，写信人在信中提到父母时，一般都冠以“大人”相称，要么字体很大，要么前进两格。而写自己时则称“吾”或“男”，不是字体很小，就是退一格。但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写信的人已不太讲究礼仪规范，有些报章上发表的书信，格式也是漏洞百出。张丁强调，或许有一天民间家书的书信形式会消亡，但其中的礼仪如能传承下来，被人们利用在短信或是邮件中，这便是家书文化极富现实意义的一面。

与众多名人日记、书信早已进入史料不同，民间家书始终是史料中的“失踪者”。在张丁看来，这恰恰表明民间家书尚有巨大的历史价值亟待挖掘。一位历史学家曾对他说，民间家书可以丰富历史的表情，让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东西。张丁在收集民间家书的过程中也发现，家书中暗藏许多没有进入史料系统，只能“淹没”在家庭内的内容。这些内容一旦浮出水面，进入国家历史的殿堂，便能颠覆我们长期以来所奉行的“精英史观”，展现普通人的历史。“我们的战史通常很少提团长以下级别的人物，多是写最后的战功战果，却很少写战役执行者具体的情况，比如那些排长、连长甚至普通士兵的心理活动。”张丁举例说，他收集到一批抗美援朝时期的家书，其中一名战士描写了他在一线战斗的经过，表达了他初次参加战斗时对战争的恐惧，并吐露自己从恐惧到无畏有个艰苦转变的过程。张丁表示，王树增先生所撰写的有关长征、抗美援朝、解放战争等书籍便运用了一些民间史料，受到热捧，他也希望以后的历史书写者能够从民间家书中打捞出更多信息，表现出大历史中的个人轨迹。

刚过逝的著名学者任继愈在民间家书征集启动仪式上曾说：“家书写的时候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所以讲真话的多。在社会中广泛征集，至少可以净化社会空气。”张丁同样觉得，民间家书具备很高的思想文化价值。“和名人家书很高的经济价值不同，民间家书更多体现的是平民的情感，较名人书信感情更为浓重、亲切，很能反映我们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他指出，自己搜集民间家书一方面是要搜集史料，另一方面也想让家书文化传承下来。虽然有些人认为他搞家书只是“无聊文人的自娱自乐”，但张丁觉得自己不是空喊，因为家书体现出的真善美的确是可以为政府、企业所用的。他举例到，香港特首每年的施政报告就以“香港家书”的形式发表，光明日报社年末的工作总结也编成了《光明日报家书》，，某家企业每逢节日就会给职工父母写信问候。这样一来，政府、企业便有了大家庭的温暖与融洽，可以增强人们的凝聚力。

张丁说，值得欣慰的是，经过近五年的努力，已有越来越多的家书捐献者认识到了抢救家书行动的重要意义。比如，一个天津的捐献者特地来看展时，张丁还觉得不好意思，因为空间有限，没法展出所有他捐献的信。但是，这位老人却说自己知足了，因为老百姓的东西能进入严肃的历史陈列，就已经很不错了。张丁表示，只要量足够大，他会将家书“无限分类”，然后出版。其中如教子家书、两岸家书、华侨家书、战地家书、学子家书等已在他筹划出版的范围，而像警察家书、记者家书、护士家书、知青家书等也都是可以考虑的。他反复强调，民间家书的价值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不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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