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匡时2015年春拍将于6月3日在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拉开帷幕，其中一批常书鸿旧藏张大千作品将首次亮相，这些作品均为张大千敦煌时期的力作，并见证了两位艺术大师的友谊。
敦煌苦行 倾力为艺
1941年5月，张大千先生怀着寻求中国绘画发展源流的心愿，从成都出发，克服了种种困难与障碍，来到他渴慕已久的敦煌。到达莫高窟的当天夜里，张大千不顾旅途疲劳，就迫不及待地提灯入洞参观。莫高窟的万堵丹青、千尊彩塑，顿时使张大千惊讶万分，欣喜若狂。他曾在其《临抚敦煌壁画画集序》一文中，描述了当时的心情：
“莫高窟，诚千百年来之灵岩静域也！大千流连绘事，倾慕平生，古人之迹，其播于人间者，尝窥见其什九，求所谓六朝隋唐之迹，乃类于寻梦！石室之壁画，简籍所不备，往哲所不闻，丹青千壁，遁光不曜，盛衰之理，吁其极矣！今石室所存，上自元魏，下迄西夏，代有继作，实先迹奥府，绘事之神皋？?”
面对如此辉煌壮丽的文化遗产，为了保护和弘扬石窟文物艺术，张大千生出宏愿：把敦煌的壁画临摹下来，传扬出去！随即，他在敦煌展开了大规模的调查、编号、研究、考证和壁画临摹工作，持续了近三年之久。
常书鸿的到来
1941年10月5日，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来到敦煌莫高窟，会见了老友张大千。张大千谈起对莫高窟的现状与前景极为痛心与担心，他向于右任提出，国家应赶快把莫高窟等石窟收归国有，并立即建立起一个机构，把莫高窟等地的石窟文物管理起来，以便于保护、整理、研究和宣扬敦煌文物艺术。根据于右任的议案，1943年1月18日，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决议，正式设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直接隶属教育部，并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1943年初，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著名画家、被委任为敦煌艺研所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的常书鸿，将妻儿留在重庆，单枪匹马踏上了奔赴敦煌的征程。当时正在莫高窟全力工作的张大千，闻知常已到敦煌后，非常高兴。因怕常书鸿不识路，，连忙派儿子张心智和侄儿张心德，骑马驰往途中迎接。常书鸿到莫高窟后，张大千热情相迎，并亲自下厨炒菜，设宴为常接风，常书鸿吃到了自离开兰州以来最好吃的一顿饭。饭后，张大千还把常书鸿等人亲自送到了莫高窟中寺(又名皇庆寺)，常书鸿对此感激不尽。从此，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址就设在了莫高窟的中寺(又名皇庆寺)。
情结敦煌 终生至交
常书鸿来到莫高窟时，正是张大千临摹工作的收尾阶段。尽管当时张大千很忙，人手很紧，但他为了使常书鸿能够尽快熟悉情况，派出自己的得力助手―学生萧建初陪常书鸿去莫高窟的各个洞窟参观，并作仔细的讲解和介绍，直到把莫高窟全部看完为止。张大千自己也常抽出时间，亲自陪常书鸿考察各个重点洞窟，向他介绍窟中壁画和雕塑的内容、历史和特点等等。这一切对常书鸿迅速熟悉、掌握莫高窟的历史和现状帮助极大。在生活上，张大千对常也甚是关心，他见艺研所的生活清苦，常常请常书鸿到自己住的上寺吃饭，给他“补充油水”。1943年5月，张大千因受人诬陷，虽然在莫高窟的临摹工作还没有完成，但在当时甘肃省政府的电令“驱逐”下，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敦煌。临行前，张大千将自己收集到的许多极宝贵的敦煌遗物，通通送给了常书鸿，请他交给艺研所保存和研究。大千还将自己在敦煌近三年时间所作的调查研究和记录考证的成果无私地交予常书鸿。这是敦煌艺术研究所的第一批馆藏文物与科研资料，它们为常书鸿和艺研所人员后来研究和保护敦煌文物艺术，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借鉴。张大千还交给常书鸿一个纸卷，要在他们走后再拆开看。张大千的身影在三危山麓刚刚消失，常书鸿就迫不及待地拆开纸卷，原来这是张大千亲手绘制的一张在莫高窟的水边树林里采摘蘑菇的“秘密地图”地图上标明了蘑菇的具体生长位置，每天可以采摘的数量，以及何时可以采摘等等，这使常书鸿非常感动，更深为感激。
1944年1月1日，重庆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宣布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正式成立，由常书鸿担任所长，正式开展对于敦煌文物艺术的管理、保护、研究等工作。与此同时，张大千继在兰州之后，又在成都和重庆两地，连续举办了“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轰动全国，在内地刮起了一股强烈的“敦煌旋风”。在“张大千临抚敦煌壁画展览”的巨大影响和常书鸿的热诚感召下，至纯天珠，无数青年学生、美术工作者、学者、专家先后从内地来到敦煌，考察、研究敦煌文物和艺术，发掘、整理这一伟大的文化遗产。常书鸿先生把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对敦煌文物的保护，为我国的文物事业和艺术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抚今追昔，历史，特别是敦煌的历史，必将永远记住常书鸿、 张大千的名字！
Lot847‘澄道-近现代绘画夜场’
张大千(1899-1983) 明月清荷
纸本立轴 1943年作
备注：
1.常书鸿上款。
2.常书鸿题签条。
3.常书鸿家属旧藏。
4.现藏家直接得自常书鸿家属。
176.5×94.5cm 约15平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