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广州地区发现的文化堆积最为丰富、遗迹现象最为复杂、出土遗物最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广州中新知识城一条规划路施工,竟撬动了一段埋藏4000多年的记忆。黄埔茶岭遗址,作为2018年广州五大重要考古发现之一,出土了珠三角“最古老”水稻实物,揭开“碎物葬”的先民丧葬秘密, 成为广州地区发现的文化堆积最为丰富、遗迹现象最为复杂、出土遗物最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近日,在位于大德路的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库房,南都记者跟随项目负责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张强禄,探访黄埔茶岭新石器遗址的出土遗物保护修复工作。

 成为广州地区发现的文化堆积最为丰富、遗迹现象最为复杂、出土遗物最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黄埔茶岭遗址出土的器物。 意外 发现4000多年前的先民聚集地

“大概是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发现在黄埔茶岭片区有史前遗址痕迹。”张强禄介绍,茶岭遗址位于黄埔区九龙镇汤村盘铭里西部,而这场“意外收获”源于一次道路施工前的常规考古勘测。

“因为当时的中新广州知识城狮龙大道正准备动工,在项目建设之前,我们研究院必须进行前期的考古勘测。”张强禄解释,考古研究院的同事需要在项目施工之前,对施工区域内及其沿线进行文物遗迹的埋藏评估,“简而言之,就是去看看有没有遗址的痕迹。”

2015年8月,研究院对狮龙大道长达三公里的规划沿线进行勘测。“刚向下钻探20厘米到1米左右,就发现了地下埋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分布面积约有6000平方米。”

这次意外收获,揭开了黄埔区九龙镇汤村的茶岭、甘草岭和沙河岭的千年秘密——三个位置都有古人类的生活痕迹,距今大概有4000多年。“研究后确认,茶岭片区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埋藏。但规划中的狮龙大道又占据了茶岭的大半个区域,所以必须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两年之后,茶岭遗址启动了历时6个多月的考古发掘。

“茶岭这个位置,其实非常适合史前人类的居住,它的环境资源有足够的保障。”考古队实地勘测发现,茶岭地处一片相对开阔的山间盆地,低矮山岗的山势平缓,山间谷底原应有小溪,地理环境非常适合古人类的生产生活。

 成为广州地区发现的文化堆积最为丰富、遗迹现象最为复杂、出土遗物最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黄埔茶岭新石器遗址航拍。(受访者供图) 揭秘 破碎陶器竟系人为?“碎物葬”普遍流行

从2017年8月启动发掘至2018年2月结束,黄埔茶岭新石器遗址共发掘面积3113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之际的墓葬174座,普通灰坑111座,窑穴类灰坑19座,柱洞302个,出土陶、石、玉等不同质地的小件文物500多件,多为随葬装饰器物。另清理宋代墓葬1座,明清时期的窑址1处、房基1座、墓葬2座。

针对众多墓葬分布,考古人员开展了进一步的专项研究。“在考古现场,我们发现了很奇怪的现象,大量完整的随葬陶器竟是被有意打碎的。”如何判断是人为打碎而非自然破损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科技研究部主任吕良波介绍,通过对现场散落的陶片分布判断,如果是由于土层自然坍塌造成的压迫,陶器的受力相对均匀,破损后的分布也较为自然。“但通过现场观察,我们怀疑大部分完整的随葬陶器是被有意打碎铺在墓底的。”

史前随葬器物为何“破整取零”?张强禄表示,这种“碎物葬”习俗早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就有,随后粤北韶关“石峡文化”也比较常见,“一路下来到珠江三角洲腹心地带的广州地区,正说明其文化传承的延续性。”

专家判断,这种把完整的陶器打碎铺在墓底或在墓坑填土中随葬陶器残片,或许是先人表达“人死魂不灭”的丧葬理念,也提示着相当一部分墓葬可能与“二次葬”有关。在茶岭出土的各类随葬器物,多为陶鼎、陶豆、石锛等,个别泥质圈足罐甚至有黑色彩绘,色彩多样,图案非常精致。“可以说是目前在广东地区发现的最为复杂的史前陶器。”张强禄分析,其背后的寓意还需要考证,但足以看出当时已经存在区域间的文化交流

由于岭南酸性土壤腐蚀性强,墓葬中未见有人骨和葬具保存下来,但仍有不少精美的随葬玉石器得以保留。“玉器随葬的墓主人,身份自然比其他人高。这就足以见得当时的贫富阶层分化已经渐显,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社会复杂化’的考古体现。”

 成为广州地区发现的文化堆积最为丰富、遗迹现象最为复杂、出土遗物最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的库房,修复完的文物要归类入库登记。 价值 珠三角“最古老”水稻遗存现身广州

“这一点,无疑是本次考古的最重大发现,因为农业意味着文明有根了。”在茶岭遗址诸多灰坑和窖穴中,考古队员们发现了水稻实物遗存。“就目前的植物考古研究初步成果表明,至少在距今4400年前,茶岭先民可能已经开始种植以粳稻为主的栽培稻了,这也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单位明确、年代最早的栽培稻实物遗存。”

珠三角“最古老”水稻现身广州,这无疑成为了茶岭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为什么我们都说它最重要?因为水稻栽种,势必意味着原始农业发展,更意味着人口的扩张和文明的演进。”张强禄介绍,农业的较早起步,足以见证当时广州在整个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曙光。虽黄埔茶岭新石器遗址发现的时间略晚于粤北石峡文化的水稻遗存,但仍显示出珠三角在长江中下游史前文明向华南及东南亚大陆传播路径中所处的重要地位,“这样一来,向前向后都有了文化溯源的依据。”

在张强禄看来,水稻遗存的重磅发现,同样是今天的研究者能够更好理解珠江三角洲、理解广州发展的历史之门,“一个是地理位置的得天独厚,一个是农业和文化的厚重累积,4000多年前的人文交流已遍布岭南。而广州作为岭南中心的根脉,在考古方面也得以清晰体现了。”

采写:南都记者 董晓妍 尹来

摄影:南都记者 谭庆驹(除署名外)

 成为广州地区发现的文化堆积最为丰富、遗迹现象最为复杂、出土遗物最多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