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寒料峭。
偃师市二里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的一间办公室里，办公桌上堆着残破的陶片。尺子、白纸、铅笔、橡皮，还有半块红砖，这几乎是王丛苗全部的工作用具。
一块巴掌大的残陶罐，外壁布满了绳纹。王丛苗要把它的外观严格按比例画在白纸上。那些绳纹，是要用标尺量的，“几十年了，我一直记着当初老师对我的要求，误差不能超过一毫米。”
36年过去了。王丛苗几乎没有过星期天，她每天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8小时。她没有旅游过，哪怕是去送一双儿女上大学……如今退休已经5年了，她还像往常一样，和同事一起投入到整理发掘文物的过程中，分类整理好陶片，然后拼接、粘对、画图……
在这个季节，她的手背上仍有着冻疮疤痕……
二里头的小姑娘
考古是历史的另一半。记忆穿越回到1959年夏，一队行人牵着毛驴，驮着行李，从偃洛大道至古城渡口，坐船渡过洛河。庄稼人看到了他们，“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看是考古队的，还是中科院的。”这句话至今还被人们提起，说的是考古遗址多数在偏远的地方。
这一年，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徐旭生根据古文献记载，不顾年迈走出书斋，开始在黄河中下游寻找“夏墟”。山西，河南……在偃师二里头，他停下了田野调查的步伐，发现了一处遗址。发掘中，考古学界对神秘的二里头遗址到底姓“夏”还是姓“商”争论不休。1983年，在二里头遗址东5公里处又发现了一座大型城邑遗址，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当年的世界十七大发现之一。二里头遗址的身份既扑朔迷离又呼之欲出。于是，二里头遗址进入了考古发掘的第二阶段。
也就是这一年，二里头村19岁的女高中毕业生王丛苗走进了二里头考古工作队，身份是“民工”。
“不是父亲的支持，我咋也想不到我会干考古这一行。”王丛苗的父亲曾读过几年书，当时是村里的赤脚医生兼生产队粮食保管，算是一个文化人。在那个时代，正是因为她的父亲深信“读书有用、知识有用”，她才成了村里唯一的女高中毕业生。
走进考古队，也走进了别样的田野。和以前一样，王丛苗依然是在这片天地这片田野间忙碌，不同的是她不再是在阡陌间劳作，而是在地表之下进行考古探方。“每天都和种地一样忙碌。”拿着洛阳铲、刮铲，王丛苗在二里头的田野，如饥似渴地学习着考古学知识和技能……
我不是画家
“我不是画家。”36年间绘出过数以万计文物考古图的王丛苗说，她从事的工作，就是给田野考古的每一片陶片，每一枚贝壳，每一根骨头和每一件玉器、石器画素描。石刀、石镰、石钺、砺石、陶器、陶缸，是她最常绘制的器物。她绘过的最小器物，是几片梅花状的蚌片——只有小手指指甲盖大小。
说起考古绘图，不得不提北宋著名的金石学家吕大临。这位曾师从张载、程颐、程璟的哲学家，是因在金石学上的辉煌成就而成为中国考古界鼻祖的。他绘制的10卷本《考古图》，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考古绘图。
“我一开始学绘图就接触到了地层图、遗迹图、器物图以及小件和其他包含物图。”王丛苗说，要画不同的图，需要运用素描、速写、投影、透视、白描等技法。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考古学经典《考古工作手册》，其中的《考古绘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绘图室的张孝光老师所著。1986年，为提高王丛苗的技能，考古队指派她跟随张孝光学习考古绘图时，他们的课堂，就是发掘工地。每天王丛苗绘完画，张孝光都会这么问她一句：“罐子的高低比例是南瓜还是冬瓜？”
王丛苗现在的工作台，是几张上世纪80年代乡村学校用的双人课桌拼凑的。每天清晨她来到这里，娴熟地戴上眼镜，打开台灯，在如雪的白纸上一绘就是半天；星辰闪烁时，她仍在工作着。由于二里头考古发掘地层比较复杂，2015年以前，地层、墓葬、灰坑等图的绘制全靠手工。在她的手中，一张张白纸变成了一张张层次清晰、表现准确的地层图、发掘图、实物图……
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创新工程重大成果《二里头(1999—2006)》5卷本里所用的2000多幅绘图，是从近万张手绘图里选出来的。“哪怕是有一个图纹差了一毫米，都要修改。”
功夫
36年间，常年从事着田野发掘的体力活儿，在绘图的同时，王丛苗还经常要和铲子、泥土打交道。在练就“辨色识土”的同时，她手上的老茧也脱了一层又长一层。每周至少6天，每天至少8个小时，王丛苗曾经历了连续七年在田野发掘，然后在室内整理、绘图的日子。“考古工作就是这么苦。想干好，必须克服困难。”王丛苗说。
有一年，王丛苗被抽调到南水北调工程发掘工地上。连续两个月时间，她白天在现场发掘，晚上在灯下绘图。那是一个仰韶文化晚期的墓区考古，由于是暑天，她被晒得黑黑瘦瘦。2008年，她又赴新疆一处古墓群考古，连续在高温下野外作业，尽管戴着草帽、围着围巾、戴着口罩，脸部皮肤仍被晒得脱了几层皮。
从事考古绘图工作的13000多天里，王丛苗累计绘过数万件文物的“肖像”，绘制出了数千张考古遗迹图。这些图，大部分选入了《二里头陶器集粹》等二里头遗址考古专著，让世人领略了二里头遗址的神奇。这些年，随着考古学的发展，二里头考古队使用上了数码相机、全站仪等现代仪器，一些遗址探方图可以通过电脑绘制来完成了。但绝大多数考古器物图，至今仍需要手工绘制。“好的手绘图整体效果要比电脑绘图好得多。当然，手绘图需要费手费眼费力。”
“如果有可能，我还是希望电脑代替手绘图的那一天早点到来。”王丛苗笑着说。
“最早的中国”
把具象的物变成抽象的图，进而成为对文物的理性认识。这是考古工作的一种科学提炼手段，也正是王丛苗从事这项工作的意义。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二里头遗址发掘整理出了海量文物和发现。这里，有我国最早的车辙、最早的绿松石龙形器……还发掘出了早期的大型宫城、最早的“井”字形大道。
东方的车辙，东方的龙，最早的中国“紫禁城”……这些，一次次让世界震惊。由此，二里头遗址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最早的中国”。而在这个发掘过程中，王丛苗绘制的每一张现场图，对她都是一种难忘的体验。
“从1959年起,中国考古工作者就在这里为发掘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王权国家的都城遗址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他们是真正的幕后英雄。”第三任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