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曹操墓“真假之辩”陷入困境时，今年1月26日，复旦大学历史系与生命科学学院宣布联手“用DNA技术辨别曹操后裔和河南汉魏大墓出土人骨”，公众向来鲜有关注的“DNA考古”，也因此随着“曹操墓”而喧嚣一时。

传统考古手段遭遇瓶颈

而对于合作双方来说，更重要的是，无论“曹操墓“骸骨DNA检测最终能否成功，一桩跨学科姻缘都已结成。合作的一方、复旦历史系教授韩升说，该项目将为史学、考古学、医学等多方面研究提供新视角，带来突破的契机。

以考古学为例，考古学界对曹操墓的认定与公众一边倒的质疑，正是暴露了当前考古学面临的瓶颈。中科大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更具体地指出，运用出土器物文字判读、墓葬规格研究、文献考古等传统考古学手段，也许永远无法确知同一史前聚落内两座房子主人的关系。因为“人群基因交流和器物变迁并不是一回事”。

被历史学科的局限所束缚，在没有和李辉合作之前，韩升只能确定“可能的曹操后人”。“这学科往往只能整理，无法清理。”而现在，1000个姓曹的现代男人、2000毫升鲜血、以及几个基因突变点，也许就能告诉人们，安阳墓中的那副白骨，究竟是不是曹操。

解决更多历史问题的可能性

韩升相信，就算不是因为曹操，他最终也会找到李辉的实验室，寻求帮助。因为，他们能合作的项目，远不只是此次“曹操DNA检测”。

“历史学的研究，无非结合文献与历史逻辑推理。如魏晋以来人口几次大迁移，曹操家族就很有代表性。”韩升说，通过此次DNA检测，历史学家或许能以全新的方式勾勒出整个曹操家族的迁徙流布，从中更可获得中国人口变迁史的全新解读。”

也不仅仅是中国人口变迁史。浩渺的中国历史，还有很多难解的问题。如大禹究竟是不是羌人，李唐家族究竟是胡人还是汉人、东魏权臣高欢是不是朝鲜族人等等，如今，凭借人类学家的帮助、韩升心中积攒已久的疑惑，也许都可以获得解答。

事实上，此前通过对绍兴姒姓大禹陵守陵家族的DNA检测，李辉团队已确认，这支大禹直系后裔乃是典型的越族人，与四川北川等地的羌人基因全无关联。如此，大禹的真实血统已不言自明。

最早的古DNA提取实践

在中国考古学与分子人类学的结缘，并不是前者单向靠近后者寻求合作和帮助。

此次合作之前，很多高校的人类学研究，已经把考古系的田野调查、社会学的社会调查、与历史学的解释相结合，“整体研究偏向文科”。一心沉溺于“基因地理”研究的李辉也早就觉得，他的分子人类学会在某个时间点与历史邂逅。

事实上，世界上最早的古DNA检测，或可追溯至上世纪1981年，中国科学家对马王堆汉墓古尸进行了核酸的分离与鉴定，并发表了首篇有关古DNA的研究报告，但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古DNA的研究术语，因而未能引起学术界重视。

国外古DNA检测技术成熟的标志，则是上世纪90年代初广为人知的“尼安德特人DNA检测”，人类学家对其进行DNA全序列检测后发现，它跟现代人只是“表亲”，而非现代人的祖先。2009年，德国科学家更绘出了尼安德特人全基因草图。此后，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一家下落追寻、哥伦布血统考证等著名历史公案中，屡屡可见DNA考古的身影。

楼兰美女：西方美女竟是东方血统

在李辉之前，复旦大学人类学实验室也已经和历史有了多次邂逅。其中和吉林大学合作、通过古DNA检测确定了“楼兰美女”的血统，标志着国内古DNA提取技术的成熟。

2003年-2005年间，考古学家在罗布泊楼兰墓地陆续发掘出了大量古尸，其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楼兰美女”。身着粗质毛织物和羊皮，足蹬粗线缝制的毛皮靴的“楼兰美女”，黄棕色的头发长一尺有余，卷压在尖顶毡帽内，帽插数支翎，皮肤呈红褐色且富有弹性，眼大窝深，鼻梁高而窄，，下巴尖翘，具有鲜明的欧罗巴人种特征。

然而，生物学家们不久后惊奇地发现，楼兰美女身上的DNA线粒体为C型线粒体，这是典型的东方人遗传特征。

吉林大学的周慧博士带领的研究小组随后也发表研究结果称，小河墓地的木乃伊是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混血，他们同时拥有着欧洲和西伯利亚的遗传标记，因此推断它们有可能来自于国外。专家们由此推测：欧洲和西伯利亚人种很可能是4000年前进入塔里木盆地定居，并相互通婚。这意味着，东西方人类文化交流可上溯至4000年前，而不是从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才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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