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王国的党项人，原本是散居在青海一带的拓跋氏后裔。据《旧唐书党羌传》载“唐初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今甘肃庆阳）”。内徙庆州后，与中原内地接触机会增多，对党项民族的封建化进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们逐步开始半农半牧的新生活。与中原汉人及东北部契丹人相比，党项人还是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党项人不会耕作，更不会烧制瓷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何以在西夏时突然能够建窑烧瓷？
五代人胡峤着《陷虏记》载“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使术、教坊、角抵、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被契丹人掠走的汉人中肯定有制瓷工匠，上述史书中虽未说明，但辽代早期建造的上京及后来中京附近的赤峰都发现有烧造辽瓷的窑址，辽墓中也曾大量出土辽瓷。考古与史料相互印证，契丹人劫掳汉人制瓷工匠已成不争的事实。
党项人数次入侵北宋，有否劫掳有技能的汉人工匠，史无记载。毅宗谅祚时（公元1049—1067年）西夏开始变强盛，司马光着《涑水记闻》中载：谅祚曾向北宋朝廷讫取“工人”，遭宋仁宗拒绝。由此可推断，党项人入侵中原没能向契丹人那样掳走各种有技能的汉人。后来随着其势力强盛和对奢侈生活的追求，才想到向北宋朝廷索取技能工人为己服务。另外在西夏辖区内，考古调查均未发现西夏早中期的瓷窑遗址，说明西夏中期之前党项人没有建窑烧瓷。
从中可看出，辽初契丹人曾数次进犯中原定州等地，每次均劫掳大批有技能的汉人工匠，归其帐下，为其所属，并将所俘汉人置新的州县，使其从事农业或重操旧业。
关于西夏瓷器的起源，目前由于无古文献记载，只能借助历史与考古资料加以分析推断。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推测认为“是西夏占领晋北沿黄河一带地区，时间虽短，在撤退时把河曲等窑场部分匠人掠走，以后发展了西夏制瓷手工业”。此话不无道理。因为在历史上后进民族占领先进地区时，采取劫掠手段将先进民族的工匠掳走为其服务的事屡见不鲜。如活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契丹人，也是逐水草而栖的游牧民族，公元916年建立契丹国（后称大辽）。
据辽史载，太祖阿保机曾“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建临潢县”。后皇太子率王郁略地定州，俘虏甚众。辽世宗时“以定州俘户置弘政县”。
西夏王国作为地方割剧政权与中原宋朝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西夏文化就是在吸收借鉴汉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族文化。西夏瓷器作为西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中原磁州窑系影响，并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习俗创建发展出粗犷质朴，极具党项民族特色的瓷器。近些年在内蒙、甘肃、青海等地都出土有西夏瓷器。这些瓷器与灵武窑早期瓷器相一致，说明西北边疆地区自古以来与中原息息相关，也证实历史上西北地区曾有发达的制瓷业，其中心很可能就在古灵州一带。从各地出土的西夏瓷器看，民族特征鲜明、纹饰简洁、装饰手法粗犷。最具特色的扁壶、四系瓶、高足碗、帐钩以及剔刻釉装饰艺术，突出表现出党项民族纯真质朴的民族性格，同时更加丰富了陶瓷器形及装饰内容。因此西夏瓷与较之稍早的辽瓷一样，在中国陶瓷百花园中占有一席之地，值得好好研究。
崇宗干顺时（公元1087—1139年）西夏与北宋战争减少，经济得到较大发展。至仁宗仁孝（公元1139—1193年）时，西夏政治、经济变得强大，为西夏鼎盛时期。此时辽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所取代。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占领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在北方金与西夏友好相处达80年，此时西夏人是否向金人讫取“工人”文献无记载，但从宁夏灵武古瓷窑址的考古发掘中似乎能找到答案。
据《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出土瓷器可分五期。一期时代为西夏中期偏晚，即崇宗晚期及仁宗前期。二期时代为西夏晚期，即割剧政权走向衰落后30年。三期为元代，四、五期更晚。北宋刚刚灭亡，金人刚刚占领淮河以北之际，为了巩固政权，金与西夏友好相处来往频繁，其时是否派遣制瓷工匠北出塞外到银川平原虽不得而知，但灵武窑一期瓷器即是始烧起源期又是繁荣期，文化堆积厚，延续时间长，种类丰富，而且有些器物造型、花纹内容、装饰手法、装烧方法均能与磁州窑找出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开始建窑烧瓷初期产品种类之多、质量之好、成型烧造技术之成熟，如若没有外来技术支持是难以想象的。因此从该窑始烧年代及制瓷技术分析应是在金初得到河北磁州窑系工匠们的技术支持，西夏瓷器才得以烧制成功。当然也不能排除中原一带的制瓷工匠们为躲避战乱，举家北迁到边远少数民族地区与之杂居，更何况古灵州（灵武窑附近）毕竟是西北地区要塞名城，政治、经济比较发达，离古都长安不十分遥远。由于其地处宁夏平原，地形平坦，饮水方便，加之这里产煤，蕴藏有丰富的制瓷原料，一旦条件成熟，瓷业便可立即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
西夏瓷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