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尾排遗址位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船塘镇凹头村，地处粤北东江流域上游、灯塔盆地东部。为配合汕昆高速工程建设，2016年1月开始，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东源县博物馆对其进行抢救发掘。

龙尾排为地势低缓的山前侵蚀台地，海拔高度180米，相对高度30米，南倚山地，东距东江二级支流船塘河约1千米。发掘区位于坡顶北部，揭露面积近1000平米。本次考古发掘取得丰硕成果，发现大量商时期遗迹与各类珍贵文物，截至目前已清理墓葬35座。

由于水土流失与长期耕作，遗址内地层堆积保存情况较差，多数探方表土层下即见遗迹。墓葬主要发现于北坡上缘，按其分布情况又可分为相对集中的东、西两个片区，墓葬之间彼此无打破关系。墓葬形制较为单一，皆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未见二层台及腰坑等特殊现象，墓向基本一致，多在270°至300°之间。墓内人体骨骸皆无存，未能提供鉴定墓主性别、年龄与葬式等情况的遗存，亦未发现明确葬具迹象。

墓圹多较狭小，多数墓口长度在1.9至2.2米、宽度在0.5至0.8米之间，少数长至2.5米左右，个别不及1.5米，其中M11墓口长度仅有1.2米，M33墓圹相对较大，长逾3米。墓坑多于基岩风化壳之上直接开挖而成，深度普遍较浅，多在0.2至0.3米，部分墓葬在0.1米左右，亦有深度仅0.05米的极端情况，随葬器物已出露于墓口，个别墓葬如M32则深至0.42米。墓葬深度普遍较浅的情况应与长期的自然、人为破坏关系甚大，类似现象常见于广东地区先秦时期山岗台地遗址，有些遗址仅余残损器物而遗迹不存，其缘故概莫如是。

墓葬出土陶器与石器等各类随葬器物250余件，其中以类型丰富的陶器数量为多。陶器分泥质与夹砂两大类，以泥质软陶为主，泥质硬陶次之，夹砂软陶再次之，此外还见有少量表面磨光的黑皮陶。陶器纹饰以方格纹、菱格纹为大宗，少量曲折纹与条纹，高柄陶豆上流行饰弦纹，另有部分戳印纹，泥质软陶多见素面器物。陶器以圈足器、凹底器为主，少量三足器，器类有豆、罐、壶、钵、盘、尊、釜、盆、杯、簋、器座及纺轮等。随葬陶器以豆、罐与钵的组合为主，又以豆类数量最多，达60余件，且型式丰富多样，虽皆为高柄豆，柄部有细把、粗把之分，豆盘口沿见有喇叭口、子口、直口、敛口等，腹部则有斜直腹、弧腹、曲腹、浅腹等；罐类以方格纹折肩凹底罐为主，部分圈足罐；钵以方格纹子口凹底钵最为多见。随葬石器类型相对单一，多为磨制石锛或石锛毛坯，零星砺石、石镞等。墓葬中不乏使用破损乃至残碎较甚陶器用作随葬品的现象。

东、西两区墓葬在随葬器物方面存在一定差异。西区随葬品数量相对丰富，多数随葬器物4至7件，部分墓葬则超过10件，相邻居于西区中央位置的M15、M33及居东端的M34随葬品数量最多，M15与M34皆多达25件以上；除豆、罐与钵等陶器组合外，随葬纺轮的现象较为常见，一般见1至2件，M34与M15分别出土纺轮十余件；随葬石器者仅3例，其中M15与M23各随葬石锛1件，M33则有6件，同一墓葬纺轮与石器共出的则仅有M15一例。东区除M5、M28、M31等少数墓葬，其余墓葬随葬品数量均较少，有多座墓仅有1~2件；随葬陶纺轮的现象基本不见，而随葬石器者超过半数，其中M31随葬石锛与石锛毛坯二十余件；随葬陶器同样以豆、罐、钵等圈足器与凹底器为主，另有零星残袋足与锥形足；陶豆在随葬品组合中的比重相对略低，西区少见的粗把豆在东区则较多见。

龙尾排遗址出土方格纹凹底罐、圈足罐及凹底钵等陶器在粤东、粤北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商代遗址中习见，和平子顶山遗址、普宁后山遗址、东莞村头遗址与深圳屋背岭二期遗存中可见到类型相近的高柄豆、折肩凹底罐、带流壶及子口凹底钵，尤其各型凹底器为广东商代遗存中典型器物。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组合显示龙尾排遗址发现墓葬大体属同一时期，其整体年代应在商时期。

东源龙尾排遗址是继深圳屋背岭遗址之后在广东地区发现的又一大型商代墓地。目前初步研究表明，与东江流域以东的榕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地商代遗存相比较，龙尾排遗址墓葬具有该时期遗存的某些共性，亦表现有明显的独特性而异于以往所见广东商时期墓葬材料。

首先，龙尾排所发现墓葬虽同样多为小型土坑墓，但相较深圳屋背岭、普宁后山等遗址，其随葬品数量相对较多、器物类型更为丰富，单个墓葬随葬大量陶纺轮或石锛的现象在广东同时期遗存中尤为罕见。

其次，高柄陶豆占龙尾排遗址出土陶器数量近四成，集中出土如此数量众多、型式多样的陶豆在岭南先秦遗址中极其罕见，，陶豆作为墓葬随葬品组合中占据首要地位的大宗器物更是迄今唯一发现。

最后，遗址出土文化遗物虽可见广东本土商代遗存的类型特征，更反映出外来考古学文化因素的强烈影响。考虑到灯塔盆地地处连接南岭山地与东江中下游腹地、粤东与粤北地区的重要地理位置，龙尾排商代大型墓地所代表的文化及族群在不同区域考古学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可能起着重要作用。

第四，龙尾排遗址东、西两区在随葬品组合上表现出某种差异性，尤其陶纺轮与石锛作为性别区分或生产分工意义的特殊器物，在同一墓地不同片区墓葬中的使用具有明显分化，我们初步推断其作为大型公共墓地可能存在基于性别与社会分工的规划，如有更多材料证实这一推断，对于研究该时期本地区的丧葬习俗、社会经济形态及社会复杂化程度无疑深具指示意义。

综上所述，东源龙尾排遗址是广东地区先秦考古的重要新发现，其文物资料有助于进一步厘清广东地区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也为深入研究先秦时期华南地区及广东境内不同区域的考古学文化传播与交流、岭南早期社会文明进程等课题增添了极为重要的新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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