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雄山位于五华县华城镇东南约2千米处，是一座由南、北两个山岗组成的马鞍形独立山丘，由于河流的作用，四周形成了面积较大的冲积平原，地势开阔，水源充足。狮雄山遗址发现于1982年的文物普查工作中，1984～1990年，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先后4次对该遗址进行过调查和发掘工作，并初步将其定为南越国时期的宫殿建筑遗址。2011年1～12月，，为明确狮雄山遗址的年代、布局、结构和性质，进一步加大广东省首批大遗址保护的力度，为遗址公园的科学规划提供充分依据，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狮雄山遗址进行了第五次调查、勘探和试掘，取得了新的重要发现。

二 主要发现

本次调查和试掘，揭露面积500平方米，钻探面积50000平方米，并对五华河中游两岸10千米以内的山岗、河道、农田、沙厂等进行了地表踏查，发现了东周、秦汉、唐宋、明清等4个时期的文化和自然遗存。由于遗址的重复利用和其它不可抗因素的破坏，在狮雄山遗址现存的各时期文化堆积中，东周、唐宋、明清等时期的遗存均未发现有完整、纯净的单位，而秦汉遗存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最多，保存也最完整，是本次调查和试掘的主要发现。

1、遗迹

秦汉时期遗迹主要分布于狮雄山南岗经人工修整的四级台地上，面积约34000平方米，被环绕第三、四级台地的壕沟划分为南、北两个区域。发现的秦汉时期遗迹包括：壕沟1条，建筑基址5座，排水沟3条，陶窑1座，水井1座，灰坑21座，灰沟10条。

壕沟及壕沟以内的北区是本次调查和试掘工作的重点。已探明壕沟残长约330米，距台地边缘3～8米，平面形状呈不规则长方形，剖面为斜直壁、弧底，形状介于〝V〞和〝U〞形之间，开口距地表0.35～0.45米，沟口宽4.5～7米、深1.8～2.6米，打破生土。沟内填土分多层，多呈垂弧状堆积。根据地层及出土遗物分析，壕沟下部堆积的年代为战国末期至西汉早期。壕沟自北、东、南三面包围第三、四级台地，经鞍部和南岗南侧的自然冲沟连至山下的古高坑水和五华河，将人工壕沟与天然河道有机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防御系统。

北区的秦汉建筑基址主要包括四座建筑基址：

一号建筑基址位于狮雄山第四级台地的中北部，上部结构因取土破坏不存。该建筑基址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40米，南北残宽13～15米。废弃堆积中含有大量的绳纹瓦片，应是建筑废弃后形成的堆积，根据垫土中所出遗物和地层的叠压关系推断，此基址并非一次修成，而是经历了至少三次大规模的扩建。3条排水沟分别位于一号建筑基址东侧、西侧和中部，年代略有早晚，从一号建筑基址的规模和扩建的次数来观察，它应是狮雄山遗址北区的主体建筑。

二号建筑基址位于狮雄山南岗第四级台地南端，从剖面观察，共有38层夯土,其内包含有建筑材料、铁釜等遗物，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东西长11.5米,南北残宽3.5米,厚0.75～2.2米。其东、西两端见有基槽，东基槽上部宽3.5米,下部宽2.25米，深0.5米；西基槽不如东基槽规整，上部宽1.85米，下部宽0.9米，深0.5米。从其平面分布及结合已知考古发掘质料分析，该基址可能为第四级台地南端建筑的残余夯土。

三号建筑基址位于第四级台地东北角，东西长15米，南北长16米，在其平面上发现柱洞13个，呈圆形分布。结合已知材料分析，此基址可能为角楼、望楼一类建筑的基础部分。

四号建筑基址位于第三级台地的西侧，目前仅对其进行了局部揭露，出土了大量的纺轮、网坠、陶丸、石磨盘、磨棒等生产工具，建筑垫土上散见有柱洞若干。由于揭露面积的限制，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的认识。该建筑基址的西北侧发现了陶窑和窑前堆积坑，东侧发现了出有铁矿石、矿渣、红烧土、封泥、残铁器等遗物的大型灰坑，结合建筑基址中所出遗物，四号建筑基址及其周边区域很可能是手工业作坊区。

壕沟以外的南区仅发现五号建筑基址1座，目前发掘的是其南部边缘的一小部分，建筑垫土厚达1.3米，上部见有大量废弃建筑材料，应是建筑倒塌后的废弃堆积，由于试掘面积较小，五号建筑基址的平面形状、结构等情况尚不明确。

2、遗物

狮雄山遗址出土的秦汉时期遗物十分丰富，包括建筑材料、陶器、石器、铁器以及其他物品。

建筑材料是秦汉时期遗存中出土最多的遗物，以板瓦、筒瓦为最，瓦当居次，砖类最少。板瓦、筒瓦外面均饰绳纹，内面以凸麻点纹为主，其次为素面，亦有少数在麻点纹中拍印文字、符号；瓦当纹饰主要为涡树纹，涡点纹等其它纹饰暂未见有完整标本；铺地砖仅发现1块，素面，砖体两面扎有成排圆孔。

陶器包括瓮、罐、壶、瓿、盆、盅、釜、熏炉、钵、器盖、盒、三足小盒、纺轮、网坠、权、丸等。陶质可分为泥质和夹粗砂两系，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仅限于釜等少数器物，且泥质陶多数含有细沙。生活用品以轮制为主，少数为手制轮修，器物的耳、足多为捏制成型后加于器身。在装饰方面，主要以印文、弦纹和刻划纹为主：印文中方格纹极为普遍，其次为几何戳印纹，绳纹仅见于釜的下腹部和底部；刻划纹中水波纹最为常见，此外还见有篦点纹、锯齿纹等。

石器主要有石凿、石锛、石刀、石矛、磨盘、磨棒等，均为打制和磨制成器。铁器目前仅见铁釜1件，但残损较甚，难辨器形。

其他物品还包括封泥、铁矿石、碳化植物标本等。部分封泥上印有“定□（楬）之印”、“定□（楬）丞印”等文字，这些文字，可与上世纪八十年代本遗址所出瓦当上的“定”字相对应，说明了这批封泥的归属。另外，从封泥文字的文例判断，这几目封泥上的文字很可能印自县级职官的印章，也从侧面说明了狮雄山遗址的性质。其他封泥虽无文字，但多有捆绑及所附器物的痕迹。岭南地区的封泥以往仅在广东广州南越王墓、南越王宫署和广西贵县罗泊湾M2等地点出土，数量较少，狮雄山遗址出土的封泥为岭南地区的封泥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三 阶段性成果

狮雄山秦汉考古遗存的发现和清理是本阶段调查和试掘的主要成果。

1、以往岭南秦代的遗存大多淹没在战国晚期的材料之中，此次调查与试掘区分出了战国末期（秦代）和西汉早期（南越国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为岭南秦汉时期的考古研究树立了新的年代标尺。

2、狮雄山遗址不仅止是宫殿遗址，而是一座由壕沟和建筑遗迹共同构建的城址，是岭南城址的新类型，它的发现为岭南的秦汉城址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3、狮雄山遗址封泥的出土以及对遗址的年代、范围和布局的新认识，为南越国早期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

4、作为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开展的前期工作，为遗址公园的科学规划提供了科学、充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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