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钧”瓷器烧造于北宋的观点，缺乏可靠证据，以下，在提出我们的观点之前，对“北宋说”作一系统剖析。

(一)“北宋说”之伪举证

持“北宋说”者，目前所能提供的依据，大致有五：明清文献、器形比较、“宣和元宝”钱范、“奉华”铭钧瓷、徽宗修建“艮岳”与“花石纲”之役。简析如下：

1．明清文献

从对明代文献的考察来看，“官钧”瓷器地位在明代一直不高，与“柴汝官哥定”不能等量齐观。况且，没有任何明代文献断言“官钧”瓷器烧造于宋代。只有明末伪书《宣德鼎彝谱》，首次将钧窑排名在定窑之前，暗示钧窑为宋代名窑。这也就为后来的“北宋说”埋下伏笔。清初孙承泽《砚山斋杂记》承袭《宣德鼎彝谱》中钧窑的排名，并首次提出“宋钧”概念。之后，《南窑笔记》等更将 “官钧”年代明确为北宋。不难看出，清人“宋钧”之说系从明末文献中衍生而来，不足凭信。

2．器形比较

冯先铭曾以“传世大批宋代钧窑花盆、出戟尊、奁等器，其质量造型与宋代官、汝、定有共同点，都是为宫廷烧造的”为依据，认为“官钧”为北宋产品。不过，他并未对相关器物的源流、演变及特点作具体考察与排比，只是泛泛而谈，失之笼统。其实，至纯天珠，根据我们的研究，“官钧”瓷器与汝、定、官等宋代瓷器并无明显共同点，倒是与明代器物有较多共性。

3．“宣和元宝”钱范该钱范可说是“北宋说”的关键性证据。对于钱范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借此来证明“官钧”年代的局限性，李民举、罗慧琪已分别从其形制、书体、宋代铸钱业的管理及宋钱的铸造工艺等方面作了较全面深入的探讨。由于最初发表“宣和元宝”钱范的文章过于简略，以至于这枚钱范作伪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破绽被暂时掩盖了。下面就此作一补充说明。

在2003年出版的《中国古陶瓷标本.河南钧台窑》一书中，贵州文玩，作者赵青云首次发表了大量钧台窑资料(即1973一1974年钧台窑址发掘资料)，其中“宣和元宝”钱范的背面图片也首次披露。令人称奇的是，钱范背面竟模印有“崇宁年制”四字。众所周知，崇宁为宋徽宗于公元1102年至1106年间使用的年号；而宣和亦为徽宗年号，其启用于公元1119年。这枚背面印有“崇宁年制”的钱范，其钱文年号竟然是晚于崇宁10余年才启用的“宣和”。其作伪之拙劣令人瞠目。

4．“奉华”铭钧瓷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称，“奉华”铭钧瓷见有两例：一是底部刻“奉华”铭的传世钧瓷：一是1975年禹县神垢一瓷厂调查钧台窑遗址时采集的l件“奉华”铭钧瓷出戟尊残底。但据刘涛先生的调查，“奉华”铭钧瓷出戟尊残底从未公开发表，下落至今不明，而“奉华”铭传世钧瓷似也未见公开。这么重要的资料竟如此不清不楚，似无法作为研究依据。退一步讲，即便“奉华”铭出戟尊残底真的存在，亦同样不能为“北宋说”提供支持。“奉华”传为宋高宗刘妃所居堂名，而据《中国陶瓷史》介绍“奉华”铭出戟尊残底的刻铭，为烧前所刻，如果“官钧”为北宋产品的话，其窑址采集的器物怎么可能刻有南宋高宗刘妃的堂名呢?显然，这件所谓的“奉华”铭钧瓷出戟尊残底作为研究资料不足采信。

5．“艮嶽”与“花石纲”对“花石纲”与钧窑的关系问题，李民举曾作过研究。遍查宋元有关文献，始终未发现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就连阳翟(今禹州)名士曹组应诏所记内容详尽的颂“艮嶽”一文，也只字未提阳翟为宋廷烧造“花器”之事。所以把“官钧”瓷器与徽宗修建“艮嶽”与“花石纲”之役相联系，纯属主观臆测。此外，若将“官钧”瓷器的年代断为北宋，还会发现其缺乏赖以产生、发展的技术基础。刘涛先生已注意到这一点，他认为，“官钧”应是在民窑普通类钧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通过考古资料特别是纪年资料观察，这类钧瓷大量烧造并普及的年代当在金代中后期。所以，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讲，“官钧”瓷器的年代不可能超越金代。

(二)“官钧”瓷器烧造于永乐、宣德时期

通过比较研究，我们已将“官钧”瓷器的烧造年代初步判定在明早期。那么，更具体的时间可否探知呢?对此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1．钧台窑遗址新发现的某些器物，如方流鸡心扁壶、高足碗、大罐、出戟尊等，与永乐、宣德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及明早期掐丝珐琅制品特征相同。特别是方流扁壶，是富有时代特征的器物。在景德镇瓷器和其他金属器中，方流鸡心扁壶似仅见永乐或稍晚制品。

2．从南京明故宫遗址考古资料来看，在连续三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中，都未发现“官钧”瓷器遗存。对于这类较易损耗的“花器”未能发现的合理解释，或只有一条：“官钧”瓷器在永乐朝之前尚未烧造。

3．从社会条件和宫廷需要看，永乐、宣德两朝，国力强盛，经济富足，皇室对宫舍苑囿之器用必然会有更高的要求。永乐四年至十八年，数兴大工，营建北京宫殿，而新宫殿的装点美化无疑需要大量“花器”。宣德时，宫廷生活更加奢靡。陆容《菽园杂记》卷七谓：“宣德年间，朝廷起取花木鸟兽极诸珍异之好，内官接迹道途，骚扰甚矣。”可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官钧”瓷器得以大量烧造。

4．明早期“官钧”窑场所在地区瓷业发达，窑变色釉烧成技术高度成熟。过去人们总认为，北方地区瓷业从金元开始走下坡，及至明清更是江河日下。而实际上，明代北方一些地方的传统瓷业仍保持繁荣发展的态势，如“官钧”窑场所在钧州(万历三年后改称“禹州”)即如此。据我们的观察与研究，明中前期，在整个北方，钧州可说是瓷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大宗产品如白地黑花褐彩瓷器等，不仅产量大，至纯天珠，流通范围广，而且工艺成就也十分突出。传统产品钧瓷，在明代钧州虽非主流产品，但其基础深厚。而这也正是“官钧”瓷器赖以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其实不难发现，与金元钧瓷相比，“官钧”瓷器的突出特点和成就之一，也就是窑变色釉(即所谓“高温铜红釉”)烧成技术的高度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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