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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弘治景德镇官窑瓷业的衰落

字号+ 作者:爱文玩 来源:网络整理贵州文玩 2019-01-14 05:00 我要评论( )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业的黑暗时期以后,成化景德镇官窑瓷业进入了明代瓷业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永宣传统产品得到恢复,创烧产品、仿古制品也陆续涌现,尤其是斗彩的成功烧造,更为成化制瓷业增添了时代艺术特色,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

在经历了正统、景泰、天顺三朝瓷业的“黑暗时期”以后,成化景德镇官窑瓷业进入了明代瓷业史上的一个“中兴时期”。永宣传统产品得到恢复,创烧产品、仿古制品也陆续涌现,尤其是斗彩的成功烧造,更为成化制瓷业增添了时代艺术特色,并使之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这种局面未能保持到弘治时期,朝代的更迭使瓷器的烧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御厂窑事很快地由“盛”转而为“衰”,这种转变集中反映于两个方面:一是烧造数量的剧减;另一侧是色彩的单调,由成化“艳”的倾向转而为“素”的趋势,这两点构成了弘治朝瓷业走下坡路的主要特征。考其凋蔽原因,当与孝宗帝朱佑樘的治国之道及个人嗜好有关,本文主要谈谈这方面的问题

(一)

在瓷器研究领域内,很少有人把注意力集中到弘冶一朝,因为这个时期似乎并无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而且,成化、弘治、正德三朝是明代中期一个瓷业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其间除了弘治朝传世品稍少外,发展比较平衡,似无明显衰落迹象,在未考察这一问题前,笔者始终不怀疑这种传统看法的正确性。然而,通过研究,事实提出了有力的反证,一经比较弘治朝瓷业不景气的迹象即刻显露出来,无论是烧造数量、品种、形制诸方面,都无法与成化朝相抗衡,也难以同正德朝相提并论,这三个朝代官窑瓷业的起伏,呈现出一种"M"形的发展趋势。

笔者根据现有的材料对传世的成化、弘冶、正德瓷器作了一次粗略的统计,发现弘治朝的制品出乎意外的少,在国内,除了北京故宫博物馆、台湾省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大博物馆拥有较多数量的弘治瓷器外,其余仅见零星收藏;在日本美国等一些收藏中国瓷器较多的国家,对弘治瓷器的收藏也是微乎其微。在出土器物中,除了景德镇御厂窑址残片外,其余只是个别的发现,几无成批的弘治瓷器出土。

从品种看,弘治官窑器也无法与成化、正德两朝相比较,现将这三朝有传世实物为依据的烧造品种分列如下:

成化:斗彩、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青花加彩、孔雀绿釉、孔雀绿釉青花、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祭蓝、紫金釉、黄釉、黄地绿龙、白釉、白釉刻填绿龙、豆青釉、仿哥、仿钧等。

弘治:五彩、青花、青花黄彩、釉里红、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白釉刻填绿龙、白釉刻龙露胎、豆青釉等。

正德:五彩、三彩、素三彩、矾红彩、青花、青花红绿彩、青花黄彩、黄釉、黄地绿龙、紫金釉、釉里红、青花釉里红、祭红、白釉、白釉刻填绿龙、孔雀绿釉、瓜皮绿釉、豆青釉等。

成化朝烧造的斗彩瓷器,是一种极为名贵的品种,它们绝大多数分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和台湾省故宫博物院;在国内外博物馆、收藏家手里还有部份收藏,从其数量来说并不算少,但令人惊讶的是弘治一朝竟未见一件斗彩瓷器!足见这一类处于艺术巅峰的名贵作品至治时已停止烧造了。只有五彩尚有少量制作,目前仅从国内外出版物上见到几件作品①,且艺术质量已远不如成化斗彩。其他制品均袭成化旧制,但有的已不能与成化器同日而语,比较突出的是题材单调,纹饰多数是传统的龙纹,在艺术处理上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状况,例如青花游龙碗中龙的布局很不协调,龙象征着腾跃,但别扭地跃于莲池,这种题材以后绝少见到。再如白釉露胎刻龙盘,这种盘应是本朝的典型器,但制作较粗糙,龙的神态也缺乏生气,台湾省故宫博物院藏五彩龙纹盘也同样有这一质量粗而稚拙之感。青花是每一朝均有大量烧造的主流产品,但弘治青花不仅少见,且形制均匀为小件盘碗类,英国大维德藏弘治九年纪年款瓶一对,形制较大,制作较精致,但属民窑烧造。当然,由于前朝老艺人尚在,技法并未失传,许多瓷器的制作依然保持着成化的良好制作风格,而且也生产出了一种有代表性的色釉--低温娇黄釉,这种色釉的烧造超过了前朝,达到了历史上低温黄釉最高水平。但这种色釉的高质量并未能改变弘治朝釉彩品种单调的状况,综观,弘治朝瓷业之现状,与前后朝相比几乎处处趋于劣势,这一切,显示着该朝瓷业的不景气。

(二)

传世实物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弘治朝瓷业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但传世品的稀少其原因有多方面,有时因战争,宫廷灾变等历史原因也可导致传世实物的减少。因而分析主要原因还必须了解当时朝廷对景德镇御器厂的瓷器烧造抱什么样的态度,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掌管御器厂烧造大权的是皇帝本人。

下面是弘治朝宫廷中一些日常记载,反映了官方对当时御器厂瓷器烧造的动态和反应。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兰州临清镇守、四川管银课、江西烧造饶器、”广东新渌守珠池内官悉令回京②。

按宪宗朱见深于成化二十三年八月崩,九月壬寅孝宗即位,减饶州烧造内官时已是孝宗当政。上述同官,所担任的并非是当时最重要的职务,召其回京不是商议什么军国大事,而应是停止其所辖业务活动。后来的史实证明,此举的目的,无疑是节约资财,限制瓷业,打击为非作歹的宦官。

弘治三年十一月"甲寅,内阁大学士刘吉等言:……近来工役繁兴与军民困苦,如沙河桥自成化十四年被水冲坏……又如江西磁器,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今又无故差内官烧造、未免扰人……乞将沙河桥南海子做工军士尽放回营休息,烧造磁器内官停止不差……。上曰:灾变叠见,朕深忧惧,思图消复惟在恤民,今卿言天寒军士久劳,工役及烧造内官骚扰地方,诚宜停止,江西烧造磁器,内官不必差③。"

这段史料详细说明弘治弘治三年仃差内官烧造瓷器是大臣上谕,向朝廷陈述原委,孝宗才决定停止不差的。其原因十分清楚,这些内官太监,在地方上无恶不作,大臣对此甚为不满,所谓“扰人”仅仅是一种婉转的措辞:而所述“内府所收计亦足用”之语正说明内宫瓷器的贮存数已是十分巨大,不必再烧。显然,这些瓷器绝大多数是成化时期烧造的,因为孝宗执政三年,两度裁减、停遣烧造内官,景德镇御器厂的制作不会有什么大的进度,即使没有停烧,其数量也有限。因此,可以说,弘治早期几乎没有多少瓷器生产。

除了听从臣下的谏言,不差内官前往江西督烧瓷器外,孝宗还进一步放宽了对民间征收制瓷原料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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