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说中国画讲究所谓的“流传有序”，重视题跋，其实是个“坏习惯”，而这个“坏头”正是乾隆开的。至今影响深远，已经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包括齐白石、张大千，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上写长跋，就算画个白菜，也要在旁边解释一番这个白菜是怎么回事，都和这个“坏习惯”一脉相承——这是绘画没有本事的人才会做的事。作为视觉艺术，绘画应该通过色彩、构图给予人美感，而不是靠大家互相吹捧，更不是靠文字来解释这幅画画的是什么意思，有多好。绘画又不是文学作品。画家本身的文学素养当然也是重要的，但这个东西应该蕴含在画当中，最终还是用画“说话”。

我们可以对比西方的绘画大师，你看有谁在自己的画面上搞这些东西？人家连名字都不在画面上签。乾隆对传世书画做的事情就是一种破坏，没有第二种解释。

问题是，乾隆为何要搞这个“破坏”？这不仅仅是炫耀，我觉得他是在寻开心。他觉得自己是皇上，所以可以随心所欲。最要命的一点是：他不懂绘画知识，不懂鉴赏，但是又不懂装懂。

一部《石渠宝笈》中记载的历代书画中有多少赝品就不说了。我要说的是：为什么明明是一些不入流的画家的作品，但只要乾隆喜欢，有他的“御笔亲题”，身价就被抬高了。比如“四王”，再比如《清明上河图》——如同图纸一样的匠气十足的作品，只因是“乾隆御览之宝”，便被抬到了非常不恰当的位置。

当然我们后人也有问题。乾隆不懂行，我们不买账不就完了吗？可现在很多所谓搞收藏的人，不知道乾隆是个外行，也跟着一起不懂装懂。拍卖市场上，但凡和乾隆扯上关系，刻着他的章，有他的“御笔亲题”，都能身价倍增。长此以往，这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继而影响到整个民族的审美观和审美教育。

总之，中国画当中哪些是好的，哪些是坏的，《石渠宝笈》说的不算，乾隆的“御笔亲题”也没有权威性。我呼吁，针对这个问题，最好是来一次公开的大讨论。学者、画家、评论家都参与进来，什么是好的作品，为什么好，都讨论一下。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态度。

职业画家、独立艺评人奚耀艺：

御题印章密密麻麻 传世名作都给“闷”死了

《富春山居图》仿本《子明卷》，乾隆当时以为是真迹。于是他在画面的空白之处又是赋诗题字，又是盖御览大印，对一幅颇具文人气息的山水画“宠幸”有加。他的书法水准暂且不论，单就那满满的红印黑墨，已使得《子明卷》了无生气而满纸沧桑。后来，当《富春山居图》的真迹《无用师卷》出现在乾隆面前时，他认为是“赝鼎无疑”，虽然自己不去“宠幸”了，贵州文玩，但命手下大臣在真迹醒目位置的天水交际处长题乾隆御识。虽然《富春山居图》真迹基本保留了原来的面貌，但犹如在自然环境优美的地方造了一间不伦不类的建筑，让人看了心堵。

南齐谢赫提出的中国画的绘画“六法”，第一法也是最重要的一法，就是气韵生动。笔墨和空白的画面虚实统一关系，是历代画家追求气韵生动的创作美学准则之一。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在画面视觉上的最大本质区别，是对画面空白的处理。中国历代人物、山水、花鸟等作品，画面均留有大量空白，这不仅是画意的需要，更是人们崇尚空灵思想精神的需要。“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说的就是中国造型艺术的构图美学。不着笔墨的画面空白可寓意天，可寓意水，可寓意云，调整了画面空间的气息，是画“透气”的地方。而乾隆把这些空白都用印章敲满了，没有了流动的气韵，这就是死画一张，失却了风采。

分析原因，我认为乾隆对汉族文化的理解有失偏颇。他妄自尊大又肆意妄为，随意处置认为是他自己的任何东西，确确实实破坏了他人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他几乎把宫藏的作品题了个遍。曾被他“凌辱”过的古代书画作品有晋王珣所书《伯远帖》、唐人摹本《王羲之姨母帖卷》等等，不胜枚举。后人在他过手的书画作品中，已看不到清雅、萧逸、淡泊的文人格调，留下的只是呼吸淤堵、暮气沉沉的笔墨痕迹，难以让人获得真正的艺术欣赏，也难以让人获得审美的愉悦。

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

明朝开始就有名家题跋 诗书画印相结合是中国画特色

说题跋是从乾隆开始开创的风气，我不敢苟同。事实上从明朝开始，包括文征明、董其昌等人，都既是书画家，也是大鉴藏家，今天存世的许多前代名迹上都有他们的题跋。这些题跋目前已成为研究这些大画家艺术理论、鉴定方法、鉴定水准很重要的资料。相形之下，乾隆的题字确实比较多、盖的章也比较多。但在今天，这些东西反而无形中增加了原作品的附加值，成了一件好事。我们必须得承认的一个现象是：在今天的拍卖行，只要有乾隆盖印的，文玩，即便这个画得不是很好，也是价值不菲。

留白对于传统中国画确实非常重要。所以历史上大多数的情况，可能会在手卷的最后专门留个地方来题跋，不太会写在画心的位置。如果说乾隆做的有点稍稍过分的话，就是他喜欢在画心题跋。但是就我目前见过的书画作品来看，说乾隆的题跋对这个作品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我没有看到过。

另外需强调的是：中国画和西画完全不是一种表达体系。西画的画家通常只会在最不起眼的地方简单签个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幅油画上写着一长串的英文或者法文字母，那会是非常不协调，毫无美感可言的事。但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它特别讲究一个诗、书、画、印相结合，这是一个与西画完全不同的文化风貌。也正是因为诗、书、画、印共同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国画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意蕴。在这个方面，硬是将中国画和西画做对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张广文：

古玉上刻御诗是破坏行为

现存清代宫廷玉器中，刻有乾隆题诗的古玉有很多。乾隆那个年代对古玉的识别和鉴定非常困难。乾隆根据《周礼》的记载，，把新石器时代的古玉普遍认作是西周的，目前台北故宫所藏的一批新石器时期的玉圭就是例子，不仅年代搞错了，而且乾隆认为它不是圭，是尺。这些认识都以诗的形式被刻在了玉圭身上。

乾隆作为一个皇帝，“理所当然”地觉得宫里的藏品都是他个人财产，想怎么样都可以。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如此。从明代开始，很多的收藏家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自己的藏品进行品评。不过大部分人是在作品的附件上进行一些解读，或者将藏品放到匣子里，然后在匣子上刻诗——不过这样也有隐患，会出现藏品和附件分离的现象。乾隆的选择是将自己的考古探索和心得直接刻在古玉上。我分析他这么做的心理，一是他有独自占有这些东西的想法，二是希望自己的品评和作品共存亡。这样的做法客观上无疑对文物造成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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