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妇好之王器也不例外

很久以前,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在静止的水面看到了自我的影像。那一刻是惊讶?还是喜悦?总之,自此以后便有了经常去水面映照自己的习惯。从而,似乎本能产生了对于美好的向往。于是,我们的祖先在认识自然世界的同时,看清了自己,认识了自我。这,也许正是确立人类进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行为意识。

人类伴着美好的向往,经历了长久的生活实践,终于,有一天创造铜镜。尽管初创的铜镜不甚理想,不过还是令人期盼铜镜能早日替代以水映像的落后状况。继后又是进行大约二千年的努力求索,铜镜的功能才得以完善,直至达到实用与艺术的顶峰。

华夏文明上下五千年,文明的主题理当包括中国五千年的工艺美术史。就上下五千年的历程,要说中国古代艺术辉煌时期(商中期至清末)大约三千多年。然而,中国铜镜艺术的鼎盛时代却雄踞了一千多年。共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约从公元前500年的春秋晚期至公元前206年的战国结束,历时将近三百年。第二阶段:公元前206年的西汉到公元220年的东汉止,历时四百多年。第三阶段:约公元600年至907年的隋唐,又是三百多年。铜镜艺术能延续千年的辉煌,涵盖了中国鼎盛艺术史三分之一的天地。应该算得上是中国艺术的伟大作品之一,正是铜镜的精湛艺术,延续并发展了中国古代青铜浇铸工艺的最高科技成果,致使中国铜镜工艺之精美在全世界首屈一指,是任何其它文明古国的铜镜所不及的最高艺术成就。诚然,应该在世界工艺美术史上留有不可缺少的重要地位。

目前中国的考古发现,最早是距今四千多年的“齐家文化”铜镜(1975年发现于甘肃省的广和齐家坪,故名“齐家文化”),其次是距今三千多年的殷商“妇好”铜镜(“妇好”,商王武丁的王妃)。从新石器时期的“齐家文化”到商代晚期的近一千年时间,铜镜工艺几乎没有明显的进步,之后又是近一千年,经过西周东周至春秋战国,铜镜工艺才有根本改观。如此漫长的约二千年期间,文玩,究竟是什么难题困绕着铜镜工艺的发展,尤其是“商周”时期,中国的青铜浇铸工艺 已经相当成熟,对于青铜礼器的制作堪称巧夺天工。那么为何不能铸造出完美的铜镜呢?以往的一种说法:是认为当初权贵们偏重青铜礼器,轻视作为生活用具的铜镜。现在看来就这样的猜测不免有失公正。

既然我们赋予“商周”青铜器谓之礼器,于是也有必要首先弄清楚何为礼器。礼器本义就是作为一切礼仪活动的器物,例如用于祭天、祭祖、赏赐、馈赠、宴请宾客的酒器、食器等等均为礼器,礼仪本是生活之中的一部分,生活内容本当包括一切礼仪活动。所以古代铜镜作为青铜器的一种,作为权贵生活中极其需要的生活用具,难道就不如一只青铜酒杯尊贵吗?我认为古人以镜为鉴,借以端整仪表,也是一种礼仪行为的需要。再说铜镜的诞生远早于其它青铜礼器,这一点也说明铜镜在古代人类生活中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看商代“妇好”铜镜与“妇好”尊、羸等精美无比的青铜器一起出现,说明当初的铜镜虽简陋粗糙却是“王者”的专利,也同样说明铜镜当初在权贵的日常生活中已经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铜镜不只是“妇好”等级的至尊“王器”,更是人类生活走向文明的必然产物。所以铜镜既然开创于“齐家文化”,人类已没有任何理由,放弃对其的渴望。如果以此观点解读商代“妇好”的四面看似粗糙的铜镜,便可以认定,当初的制镜工匠一定已是尽力而为了。那么可想而知连“妇好”这样等级的“王器”,尚且还存在如此不尽人意的缺陷。说明商代确实没有掌握制镜的最高技术,制镜原本同属浇铸工艺的范畴,兴许真的比浇铸其它青铜器物有更高的难度,事实也正是如此。所以从商代“妇好”铜镜存在的缺陷来寻原因不该只是简单的说:“商代重礼器,轻生活用具”就作为理由而一槌定音,否则如此导向会让人错觉,好像因为是生活用具就没有必要精工细作,哪怕“妇好”之“王器”也不例外,凡生活用具就不必讲究,粗糙简陋皆无妨,这样的观点也未免太片面了。我们可以展望一下中国古代历史上只要沾上“王者”之边,贵州文玩,只要是“王者”所需,所用的生活用具,哪一件不是倾国倾城倾所有之能量,力求成其为惊世奇珍,除非是极尽全力也枉然。

“妇好”铜镜之所以粗糙,原因并非在于其是生活用具,而是当初冶铜技术还达不到制镜所需的要求,例如铜质的纯净度,合金的配比等等诸多问题。只要一个问题不清楚,不解决,显然带来制镜过程的各种困难,使得铜镜缺乏良好的映像效果,使得无法表现纹饰的精致华美等等,在几千年后的现今,我们通过科学技术对商周青铜器的测试,应该可以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了。列举苏南地区,溧水乌山出土的西周早期方鼎,含铜52.49%、铅34.27%、锡0%;丹徒母子墩出土的西周中期雷纹鬲,含铜54.54%、铅30.46%、锡0%。全国许多地方出土的青铜块(商周时期用作铸器的青铜料)基本含铅量为30%—40%、高者达50%,由于含锡少、含铅高以及等等不够合理的配比,均有可能造成冶铜的熔点升高,铜液冷却较快,流畅相对受阻,热胀冷缩较大,致使浇铸成形的纹饰无法达到细如发丝的精密效果,致使青铜器物表面暗淡无光,铜镜的映像效果更是直接受到高铅铜的约束。所以造成“商周”铜镜的不尽人意,铜料的配比与冶炼就是主要问题。中国早期铜镜的锡含量都比较少,“齐家文化”铜镜就只有1%的锡含量。我们现今看似简单的含铅和含锡最佳配比,这在当初人类从“齐家文化”至春秋战国却足足摸索了近二千年。直至春秋战国才真正掌握了制镜所需的高锡铜,含铜65%左右、锡25%左右、铅6%左右、锌1%及其它微量金属。制镜所需的铜料配比完全区别于其它青铜器物的铜料,是一种特定的专用配方,再加之反复冶炼,直到符合制镜铜料的净度,硬度与光亮映像度。但是非常可惜,制镜的铜料配方到了宋代又失传了,顺便提一下宋代铜镜所用的配方比例,含铜65%、锡10%、铅20%以上、锌7%左右,仿佛又恢复了高铅铜,正是由此注定了宋代铜镜艺术质量的急速衰退。

铸镜不知是否也有铸剑一样的莫邪和干将的传奇故事?总之春秋战国以后,人类总算了却了对铜镜苛刻的要求,极其正确的掌握了铜料配比及更为神奇的冶炼秘笈,再组合制范与浇铸的绝技,铸造出世界上最好的青铜镜。同时铜镜也更加为“王者”所喜好,当初也只许权贵享用,是王权与等级的象征。因此春秋战国的铜镜存世极少。据考古统计,湖北省200座战国墓只出现四面战国镜,只占百分之二的比例。浙江省战国墓几乎没有一面战国镜,江苏省也寥寥无几,其它省也极为稀少,反而汉代的诸侯王墓出土了一些战国镜,例如南越王墓出现的战国六山镜,蟠螭纹镜等,均是战国高级铜镜,工艺一等一流,该镜都是汉代侯王所获的战利品,可见古代战争的本来面目就是掠夺财富与宝物。人见人爱的漂亮铜镜,终究转而被新一轮侯王喜爱与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