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地黑绘(亦称白地黑花)是磁州窑最具特色的装饰方法。它将中国传统书法、绘画技法与制瓷工艺相结合，创造了新的综合艺术，开拓了陶瓷美学的新境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这一装饰技法在宋代书法、绘画艺术繁荣和普及的基础上应运而生，受到文人书画的影响而成熟、发展起来。正是文人书画家的广泛参与，提升了磁州窑艺术的高度，开拓了磁州窑文化的深度。同时，它又以多方面的创造及广泛传播，深刻影响和促进了中国彩绘瓷器及文人书画的发展。
图1 故宫博物院藏金代白釉黑绘诗文枕
图2 磁县博物馆元代藏相如题桥故事狮纹枕
以往学者多依据年代的早晚，认为磁州窑的白地黑绘装饰艺术是继承唐代长沙窑彩绘及文字装饰技法发展起来的。这一笼而统之的说法更多地带有想当然的成分。唐代长沙窑釉下彩绘技法对宋代磁州窑有一定启发作用是可能的，但如果要说继承或借鉴，不如说宋元的“文人墨戏”来得更直接、更贴切。
宋代以郁郁乎文哉著称于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上自皇帝及达官显宦，下至幕僚胥吏和乡绅士庶，构成了一个比唐代远为浓郁的文化氛围。在此社会文化背景下，不仅达官显贵“装堂嫁女”以拥有或相送名家字画为耀，即连酒肆茶坊也“张挂名画，所以勾引观者，留连食客”，绘画书法在不同阶层得到普及。这应该说是磁州窑白地黑花绘画与书法装饰艺术产生和高度发展的美学前提。
宋代在绘画艺术上追求形神兼备及诗情画意，在书法艺术上强调意兴和意味，尤其是由于苏轼、米芾等大家的极力倡导，以意趣取胜的文人书画尤其受到中下阶层民众的喜爱，与院体画几乎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并最终在元代占据中国绘画的主流地位。宋代书画艺术的高度发展及文人书画的兴起，必然对同期的陶瓷装饰艺术以直接而重大的影响。从境内外博物馆收藏的宋金磁州窑白地黑绘器物来看，无论是生动传神的花鸟、活灵活现的瑞兽，还是静谧空灵的山水、惟妙惟肖的婴戏，以及气韵生动的书法作品，其用笔、构图、章法、韵味等，均与宋代书画别无二致，如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叶形鹊纹枕、故宫博物院藏狮子绣球枕和“明知空手去”文字枕(图1)、磁县博物馆藏枕(图2)、民间藏枕(图3～4)等，皆是磁州窑的代表作。因此，笔者认为磁州窑的白地黑花绘画和书法装饰，是在宋代书画艺术广泛普及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受文人绘画的深刻影响而成熟、发展起来的。
图3 邯郸私人藏金元长方形人物故事枕
图4 邯郸私人藏金代双喜闹春纹枕
磁州窑众多的画师中，有土生土长的普通工匠，更有文艺素养高深的士大夫文人。正因为文人书画家的广泛参与，提升了磁州窑艺术的高度，开拓了磁州窑文化的深度。那么，这些满腹经纶、自视清高的文人是怎样走上与窑为伴、与瓷结合的路子呢？
一是落榜士子展露才情。宋代科举制度承袭唐制，并采取了诸如限制知贡举(主考官)的权力、严格考试的各项规则、确定殿试制度及扩充科举取士名额等措施，其科举规模空前盛大。北宋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一书中所列宋初人物画名家有53人，其中出生于磁州窑系所在的河北、河南两地的就有15人。那些四方应试的文人士子们能金榜题名，被选入画院的毕竟凤毛麟角。屡试不中，当官无望，回到磁州窑场题诗、绘画，做瓷谋生，就成为部分落榜士子的现实选择。这些人具有很深的文化修养，到窑场稍加适应，便可一显身手、展露才情：既可以将熟记于心的历史故事、戏剧传奇、神话寓言等精绘于枕、瓶；亦可以将自己所见花、草、虫、鱼，以及发生在自己身边的婴戏、杂技等生活小景进行提炼概括，采用写意的手法绘于盆、罐；还可以将自己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悟，以诗词曲赋的形式题写于器物之上(图5、6)。正是这些文人士子们将中国绘画和书法与制瓷工艺相结合，从而创造了独具一格、极具中国水墨画和书法意味的白地黑绘(黑花)陶瓷装饰艺术，突破了宋代瓷器以单一颜色釉取胜的局限，开拓了中国陶瓷美学的新境界，并对我国古代彩绘瓷器的发展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图5 金代鱼藻纹腰圆形枕
图6 元观台窑《绘瓷作枕》诗文枕
境内外博物馆及私人藏家收藏了不少磁州窑题诗瓷器，从其内容上看，除部分抄写名人名句及民谚、警句外，有相当数量的咏史劝世、抒情消遣之作。如 磁州窑研究学者刘志国先生收藏的彭城窑《西江月》词枕写道：“自从轩辕之后，百灵立下磁窑。于民闾阎最清高， 用尽博士技巧。 宽池拆澄尘细， 诸般器盒能烧。 四方客人尽来掏， 件件儿变作经钞。”短短几句，将磁州窑悠久历史、创立者英名、瓷器瓷业于民于国之重要、制作的诸般技巧和高难要求、制作工艺烧造品种、销售范围及经营收益 等高度概括出来，作者对磁州窑的热爱之情、自豪之感亦跃然器表！ 磁县博物馆藏观台窑“绘瓷做枕妙陶然”诗文枕，将瓷枕作者的文人身份、瓷枕晶莹润泽的釉色、冰清凉爽的质感，以及卧枕沉思、作诗吟唱的惬意，十分形象生动 地表达出来。
图7 峰峰矿区文保所藏元代《朝天子》诗文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