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物专家、学者、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国家文物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王世襄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11月 28日9时25分在北京去世，享年95岁。11月22日，文物鉴定专家曹静楼还在接受《海峡都市报》采访时表示：“老人家96岁高龄了，精神还好，就是行走不便，得坐轮椅了。”
王世襄馆员生前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致力于祖国文化事业。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非常关心王先生的健康和医疗，其病重期间得到良好治疗和照顾。室党组书记、主任陈进玉，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室党组成员、副主任陈鹤良同志在王世襄先生患病期间多次前往医院或其家中问候，王世襄先生生前亦多次对国务院领导同志的关怀及国务院参事室党组的关心表示感谢。王世襄先生去世后，室党组书记、主任陈进玉，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袁行霈，，室党组成员、副主任陈鹤良、方宁均到其家中或以其他方式对王世襄先生的辞世表示哀悼，向其家属转达温家宝总理和马凯国务委员等领导同志的慰问。
依王世襄先生本人生前愿望及家属意愿，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家中不设灵堂。
王世襄先生遗体已于2009年11月29日上午火化。
王世襄先生的追思会于12月4日在京举行。
王世襄先生生平
王世襄，1914年5月25日出生，北京市人，九三学社社员。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冬，赴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累计追还、征购数批文物计2000余件。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并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后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48年6月曾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故宫陈列部主任，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一年。“三反”运动中，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后经查明无问题开释。1953年开始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从事有关音乐史方面的研究。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摘帽”后调回国家文物局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69年10月被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彻底平反，历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后改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91年7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5月退休。1994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王世襄先生学识渊博，对文物研究与鉴定有精深的造诣。尤其是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曾多次应邀赴美、英等国及港台地区作关于家具、漆器、竹刻、文人趣味与工艺美术的报告、访谈等。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音乐书目》、《广陵散》(说明部分)、《画学汇编》、《清代匠作则例汇编·佛作·门神作》、《竹刻艺术》、《竹刻鉴赏》、《髹饰录解说》、《明式家具珍赏》(并有英、法、德文本)、《中国古代漆器》(并有英文本)、《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与朱家溍合编)、《中国美术全集·漆器》、《明式家具研究》(并有英文本)、《北京鸽哨》、《竹刻》、《蟋蟀谱集成》、《说葫芦》(中英双文本)、《美国中国古典家具博物馆精品选》(中英文本。英文本，与 Curtis Evarts合编)、《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明代鸽经清宫鸽谱》等。
王世襄先生十分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2003年获荷兰“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后，他将全部奖金10万欧元(约100万元人民币)捐献给中国希望工程，用于在福建省武夷山市建立“中荷友好小学”。
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前夕，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了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任主任委员，著名学者马衡、梁思成、李济任副主任委员。
在恩师梁思成的安排下，王世襄参加了“清损会”的工作，并由于他英文好，担负起《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中英文对照的校对工作。
抗战胜利之初，教育部任命原故宫文献馆馆长兼北大教授沈兼士为特派员和“清损会”平津区代表，9月，教育部又宣布唐兰和傅振伦为平津区副代表，王世襄为助理代表。10月27日，时年 30岁的王世襄搭乘美军的便机飞赴北京，成为肩负重任的“接收大员”。由此开始，他代表政府追讨抗战被劫盗文物。
据王世襄先生介绍，从 1945年11月起，到1946年9月止，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在平津地区经手清理的战时文物工作主要有以下六项：（1）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二百四十件；（2）收购民国最著名的收藏家郭觯斋藏瓷二三百件；（3）追回美军德士嘉定中尉非法接受日本人的宋、元瓷器一批；（4）抢救面临战火威胁的长春存素堂丝绣二百件。所谓长春存素堂丝绣，原为朱启钤先生于民国初搜集收藏的丝绣珍品，制作时代为宋至清代，均著录于《存素堂丝绣录》，后张学良将军用巨款收购后，存于东北边业银行，伪满洲国时将此定为“国宝”而名扬天下。（5）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保险柜中的珍贵文物约一千八百件。这些藏品，均为溥仪从故宫中盗出，大多属细软一类，件头小数量多，价值高，像商代的鹰攫人头玉佩，宋元时的四件书画手卷，均为无上精品；（6）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
在王世襄先生经手的这六项主要工作中，除了美军中尉德士嘉宝的瓷器因特殊原因在南京办理交接和存素堂丝绣的交接时他已出国外，其余四批文物的交接工作，王世襄均亲自参加，具体的接收单位为北平故宫博物院。而每批文物接收完毕，“清损会”平津区办公处都要会同故宫博物院写成报告，正本寄南京备案，副本留故宫存档。
作为具体经办人的王世襄先生，不仅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和百折不挠的坚强毅力，出色地完成了国宝的追寻任务，更在于他在工作中严谨细致的科学作风，使这些工作都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即使在以后的“三反五反”中，他因所谓的“接收大员”的历史问题，再次经受严酷的“审查”，关进看守所，上手铐脚镣，被关押拘禁一年多，并且查遍了北京所有古玩铺，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证实了王世襄先生的清白。
王世襄的同事曾说：“如果在那些运动中只要发现了王先生一丁点的小事不干净，他就死定了。”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在乱世之中，王先生肩负责任的重大，办事的严谨，从而体现了他人格的伟大。
一、决不让珍贵文物流失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