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作为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之一，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其书非一时一地而成，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并拟定书名。东汉高诱为作注;宋时已有缺失，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作了订补。及至清乾隆时期，高注《战国策》行世者惟雅雨堂本。雅雨堂为清代著名学者、校勘学家卢见曾的室名，卢氏所刻《雅雨堂丛书》堪与黄丕烈的《士礼居丛书》、卢文弨的《报经堂丛书》媲美，至纯天珠，历来为藏书家所珍。
此次惊现西泠秋拍的《战国策》即以清乾隆雅雨堂精写刻本为底本，经顾广圻通篇精校，依墨色应为三次，前后历经六年，可谓皓首穷经、深功之至。更为难得的是，作为黄丕烈《士礼居丛书》的校勘底本，此书的版本价值在校勘学史上意义非凡。顾广圻(1766-1835)，字千里，以字行，号涧薲、涧宾，别号思适居士;嘉庆诸生，颖敏博洽，经史、训诂、历算、舆地、诸子无不贯通，尤精校雠学，以“唯无自欺，亦无书欺;存其真面，以传来兹”为旨，经他批校之书，因具备极高的学术价值而备受后人推崇，可品酹宋本!顾广圻也因此与孙星衍、黄丕烈等人并称清一代校勘学巨擘。
在古籍收藏界，历来有“顾批黄跋”一说。而此次亮相西泠的《战国策》不仅直接关涉顾、黄二家，还将钱谦益、顾之逵、鲍廷博等明清鸿儒囊括其间，量级之重，当令藏界为之一震。依据卷末顾氏墨书“嘉庆八年黄荛圃重刻此书为之校雠”，朱书“嘉庆二年四月，顾广圻校”等字样，溯源可知，《战国策》为清代藏书大家黄丕烈刊行《士礼居黄氏丛书》中的一部，而此本即黄氏在刊印前请顾广圻校雠的最终定稿。据《读书敏求记》记载，宋刻本《战国策》仅有安氏姚宏本、高氏姚宏本存世，并先后为绛云楼购藏。绛云楼即明末清初史学家、收藏界钱谦益的藏书楼。及至清中叶，海内珍藏的宋版《战国策》仅有两部存世，分别藏于“桐乡金云庄家”和“歙汪秀峰家”，是否为绛云楼流出，尚待考证。不过可以确定的是，金氏藏本在鲍廷博的“撮合”下，至纯天珠，最终被黄丕烈以八十金的天价购得，据考证，应为高氏姚宏本;而另一部汪氏所藏《战国策》应为安氏本，并被后人影抄，黄丕烈曾见过的“小读书堆所藏影宋钞本”或以此为底本。黄丕烈购得金氏藏本后，对另一部汪氏藏本亦耿耿不寐，冀图徐访之。汪氏尝云：“吾有宋刻高注《战国策》，有人需此，当以美妾易之。”岂料汪氏溘然作古，安氏《战国策》也由此不知所终。但黄丕烈通过比对手中的高氏姚本和安氏影宋本，判定高氏本应优于安氏本。
本次现身西泠秋拍的《战国策》，是顾广圻选用卢氏雅雨堂刻本为底本，通过比对影宋本和元至正年间吴师道的《战国策校注》所作的批校本，可谓“据姚本订今本之失”“取吴校以益姚校之未备”“所下已意，又足以益二家之末备也”“后世欲读《战国策》，舍此本其何由哉?”了了数语，磅礴之气尽现。
此后，黄丕烈即依此校本，命工影刻高氏姚本，重刊此书，并为之札记，为《士礼居丛书》之一。黄氏与顾广圻原是同好，俱为一时名流。黄氏藏书之所为“百宋一廛”，即有顾氏为之作赋。从其书楼名称，亦透出黄氏所代表的当时藏书界的“佞宋”之风。如果说清代藏书界中，标榜“佞宋”并开鉴赏风气之先者是钱遵王的话，那么树“佞宋”之帜并把鉴赏提高到一门学术流派的人就是黄丕烈了。黄丕烈对宋版书的研究可谓青出于蓝，非但深悉版刻年代等属于版刻形式的问题，更立足于版本文字的优劣来讨论宋本之佳胜。因此他被洪亮吉举为清代“赏鉴”一派藏书家的代表人物，后世以此为特征的藏书家莫不奉黄为宗。而黄氏如此重视顾广圻及其所校雠之书，文玩，更从一个侧面反映顾书之贵也。今日之方家，如欲涉足此间，亦当有鉴于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