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皇家园林府邸之中，显赫一时者不乏其例，当中尤以清宣宗道光帝之慎德堂为最，其独尊于世近二十载，几乎一切政令皆出于此，对晚清政治之影响至为深远，甚至宣宗钦定奕詝（咸丰皇帝）继位之大统问题亦决定于此，可谓当时政治之中枢。

作为慎德堂如此重要的宫殿，按照清宫规制，必定制作一玉玺，曰“慎德堂宝”，然后存放在该处。经庚申之变大量流散之后编修的《道光宝薮》当中虽不见著录，但是清宫旧藏《喜溢秋庭图》和《道光帝行乐图》画轴上方皆钤“慎德堂宝”印一枚，可与此印相互比对，尺寸大小还是印文篆法布局，都完全相合。

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 白玉御制文「慎德堂宝」交龙钮宝玺

11.5×11.5×10 cm    估价待询

来源：海外重要私人收藏

是次拍卖的御制“慎德堂宝”白玉交龙钮宝玺正是当年慎德堂之御制信物，其印钮圆雕双龙，一龙身雕两龙首，两首向背而吼状，龙须上卷，四龙角向后呈相连式，伏在其印背上，四爪粗硕遒健，紧抓印台顶面，雕工精细，立体感强。印文为阳文玉箸篆“慎德堂宝”四字。因宝玺印用新疆和阗玉，其质地致密坚硬，不易雕琢，因而采用乾隆时期大盛的 “平刀直下”的特殊篆刻技法，用短程碎刀连续切成文字，犹如书法中的涩笔，表现出遒劲凝炼、厚实稳健的气象。印台采用加诗文的高级制式，四周浅刻楷书填金宣宗皇帝御制《慎德堂记》一篇，落款为“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季春月御制”，后钤“道”“光”连珠印，此道光连珠玺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玩，可为印证。钮系黄色丝绶，绶穗头部的纹饰及固定打结的方法也与清代大型皇帝宝玺的做法一致，可知其为清宫原有之装饰，殊为可贵。

交龙钮是清代所特有，专供皇帝印章上使用，而且是等级最高的一种帝王印钮形式，严禁王公贵族以及民间仿制，观此宝玺，可知其形制之高，品格之尊贵。另外，选材之精，益见宣宗皇帝对此宝玺之器重，其玉质与乾隆时期白玉玉玺的料质极为相类，应采用乾隆朝储备的和阗玉料制成。然其体量超过雍正、乾隆皇帝的多枚玉玺闲章，其材质之雄美，折射出无比雍容华贵的皇家气派。

此御制“慎德堂宝”白玉交龙钮玺当为慎德堂所专用，却不在清宫旧藏《道光宝薮》著录之中，但是其原因是可以得到充分而合理的解释。依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宝薮的编纂制作始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当时制成的宝薮虽然只有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但乾隆帝却命工匠制作了多个空宝薮册，以备后继者使用。嘉庆以后诸帝都沿袭这一成例，每当新帝即位，都要将大行皇帝的御用玺印收集在一起，统一保存，并制作《宝薮》留存。依此规定，咸丰皇帝登基后，应该将宣宗皇帝所用诸宝制作《道光宝薮》，当中必然包括“慎德堂宝”在内，但是咸丰皇帝是否严格执行乾隆朝的规定就不得而知，时至今日不见实物存世可以佐证。故宫博物院现存清代皇帝《宝薮》皆是清代同治光绪时期钤印的，是在庚申之变以后才开始制作的。因为《宝薮》仅存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慈禧六位帝后，同治皇帝以后三位皇帝均未钤谱。此六位帝后《宝薮》装帧一致，至纯天珠，风格绝非十八世纪旧物，宝玺印文释读的书法皆出自同一人之手，故其制作年代应该是同一时期，即是同治朝之后。

清宫日常使用的玉玺主要分为三大类：年号玺、宫殿玺、闲章，新帝即位，其中大行皇帝的宫殿玺不随其他宝玺收归集中保存，依然存放其原先的宫殿之内。依此规定，咸丰登基后，“慎德堂宝”依然被存放在慎德堂内，但遭庚申之变故而散失于外，同光时期重新制作《道光宝薮》，宫中无此宝玺就自然无法钤印入册。因此，现存《道光宝薮》不可作为否定此宝玺之依据，唯一可资印证的历史实物就只有前述《喜溢秋庭图》和《道光帝行乐图》二画上钤印“慎德堂宝”拓文。

观此“慎德堂宝”现拓文本，无论风格和细节皆与画中“慎德堂宝”印文一致，综合审视其玉质、雕工皆符合清宫规制，由此可以充分肯定，此玺即是当年之原物无疑。

“慎德堂宝”为慎德堂所专用，依据清宫惯例在慎德堂落成前后皆可制作，但因该宝玺四侧铭刻宣宗皇帝御制《慎德堂记》一文，却为我们了解其具体制作时间提供一个可靠的依据。慎德堂于道光十一年（1831年）三月份落成，宣宗皇帝御制《慎德堂记》一文随之而成，故玉玺四侧铭刻诗文的落款为“道光十一年岁次辛卯季春月御制”，季春月，通常所指农历三月。但是宣宗皇帝正式对外公布该文却在同年五月中旬，详见于《清宣宗实录》卷之一百八十九的记载，时间是“道光十一年五月己卯”，由此可推算“慎德堂宝”的铭刻制作不会早于道光十一年五月，依据篆刻工序和制作周期，应该是在道光十一年的下半年之内篆刻完成。

御制《慎德堂记》，《清宣宗御制诗余集》卷五，内府刻本

与慎德堂相关的玉玺不独“慎德堂宝”一方，前述提及清宫旧藏《情殷鉴古图》的右上方引首章即是“慎德堂御书宝”六字方玺。另见，道光十五年冬宣宗皇帝御书赐给时任两江总督陶澍“印心石屋”横披，正中有“道光之宝”御印一颗，前书“道光乙未腊日”六字，引首“清虚静泰”四字长玺，后书“御笔”二字，并钤六字方玺“慎德堂御书宝”，陶氏得之后摹刻于湖南浮邱寺，至今仍存，可惜宝玺本身今已佚。

作为慎德堂之御制信物，此宝玺不但材质精美，形制尊贵，更为重要的一点正是其四侧铭刻《御制慎德堂记》一文。该御制文是为慎德堂的灵魂，是宣宗皇帝的执政宣言，更是宣宗皇帝的一生之中永远闪耀的思想光芒。全文简洁而气势磅礴，将节俭、修身、图治联系起来，“崇俭去奢，慎修思永，孰不知其所當然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在士大夫犹患其位不期骄而骄，禄不期侈而侈。膺天命紹大統者，可不兢兢焉，惴惴焉?懔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念夫祖功宗德创垂不易，後世子孫坐享承平之福，纵不尚奢華、無所加增，自問己觉不安矣！若敗度敗禮，視富貴為己所應有，是直不可與言者也，又奚能常保厥位耶?”阐述了节俭、修身、图治的关系，表达了他的治政方针，强调了其修建慎德堂的目的,将“然行俭责在一人，不以天下自奉非概从悭悋也，若救饥拯溺、去暴安良，国用之常，经民生之休戚，正措施之不遑，又何可稍存吝惜于其间也！是以修身务存俭约之心，以期永久图治之道可不加慎而切记之乎。”的政治主张融入“慎德”二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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