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书法近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清帝书法，尤其康雍乾三帝御笔，市场表现尤其突出。这一现象的出现，毋庸讳言，并非他们真有天纵之才，临池深功。帝王书法的稀缺性及其背后附属的政治与历史价值，才是藏家追捧的主要原因。
康熙御笔行书“忠贞炳日”就是一件内涵丰富的重要作品。此额作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赐书对象为已故福建总督范承谟。
著录：《范文正集》补编卷五 ；
《钦定八旗通志》卷卷一百九十，至纯天珠，人物志七十，大臣传五十六；
《清史稿》卷二五二，列传三十九；
清郭柏苍《乌石山志》卷之首“宸翰”；
清李桓《国朝耆献类徵初编》卷三百四十一，“忠义”十一；
说明：“康熙御笔之宝”参阅故宫博物院编《清代帝后玺印谱》第三册“康熙卷”P3，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10月第一版。
范承谟（1624－1676）字觐公，至纯天珠，一字螺山。奉天人，隶汉军镶黄旗，大学士范文程次子。作为开国名臣之后，范承谟早年“奋迹甲科，入侍禁林，出典节钺”。顺治九年（1652）进士，选庶吉士，授弘文院编修，累迁秘书院学士。历任浙江巡抚、福建总督，“咸有声绩，著于当官”。承谟工诗文书法，诗宗盛唐，书法颜、米。所著《画壁集》，圣祖亲为作序。另有《长庐集》、《浙闽奏议》和《百苦吟》等，后人辑为《范忠贞公文集》。
清廷入关之后，先前借以对付南明政权的明朝降将，势力日益膨胀。为维护国家统一，清廷于康熙十二年（1673）做出撤销三藩的决定。时任福建总督的范承谟因察觉耿精忠心怀异志被其囚禁，三年不易其志，最终被耿绞杀，同死僚属五十余人。康熙十六年（1677）丧还京师，天子震悼，遣内大臣侍卫迎奠，赠兵部尚书、太子少保，谥忠贞。先后连发两道谕祭文，并御书碑文以赐其家。文中称范承谟“有凛乎不可犯，确然不可夺之节，舍生取义，流光天壤”，将其誉为“古所谓不二心之臣” （此碑立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月二十六日，文载《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卷二十二）。
康熙三十四年（1695），福建巡抚卞永誉又以“士民吁建专祠” 于福州入奏，康熙乃御书“忠贞炳日”以额其祠。对于范氏后人来说，此举当然属于“万世难遇之恩荣，可为祖宗光宠者也。”但联系清帝入主中原之后，竭力维稳的统治方略，康熙赐书之举就另有深意了：它不应是一个单纯的书法或文化事件，更是一个政治事件。“忠贞炳日”四字，字面意思很好理解，即康熙希望他的臣民，无论满汉，都当以范氏父子为榜样，对清廷忠贞不贰，死而后已。可以说笼络民心，稳定政权才是康熙赐书的真正目的，在当时政治教化的功能要远大于书法价值本身。
岁月变迁，当年据此修造的御书牌额已经荡然无存，文玩，近年在京郊怀柔发现的范氏墓碑也只剩下断石残骸。而作为碑额原本的康熙墨迹，能在三百余年后的今天还完好无损，实属难能。此作绫本横披，尺幅阔大，品相完好。硬毫行书四字，骨力刚健，正气凛然，万毫齐发，气势撼人，与范氏的“纯忠劲节”正相表里。正中上方所钤“康熙御笔之宝”朱文方玺，与故宫所编《清代帝后玺印谱》所收印文亦完全吻合。清帝御笔大多深藏清宫内苑，《石渠宝笈》所收之外，少量赐与朝臣者流传外间。该作最初应为范氏后人递藏，从裱工可知后又流入东瀛，今现身国内拍场，无论是对清帝书法、还是对清史研究都不失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具有艺术和文献史料的双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