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9月19日上海收藏家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会上以800万美元(5037万人民币)高价购入苏轼《功甫帖》,几个月以来，已经形成近年来的收藏界的一大话题聚焦热点，全国各大社会媒体都作了充分报道。北宋墨迹本来存世量极少，又是大名人苏东坡这位旷世才子书法班首的手迹；字数又极少仅九字而价高如此；又后有清代翁方纲题跋；安仪周、民国张葱玉、现代徐邦达三家所作出的真迹结论。自然是众家关注、仰之山高。被视为近年来最劲爆的文物拍卖新闻事件。
但正是这样一件珍贵文物，引起了各方的探究愿望，遂至引起学术界、收藏界、博物馆系统发布各种意见，论真赝、指优劣、作断代；波澜横生，跌宕起伏，贵州文玩，几如一部当代传奇。
第一场波澜，是在刘益谦购买《功甫帖》后近三个月，上海博物馆钟银兰、单国霖、凌利中三位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专家联合在12月21日《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公开质疑《功甫帖》并非真迹而是清代双钩廓填摹本。由于上博三位专家在业内的影响力，这一事件陡然升温，吸引了足够的眼球。为此，刘益谦发表了《我的声明》，首先在态度上予以回应。其后苏富比方面也有正式声明。一时间，支持与反对两种声音交集，为《功甫帖》以寥寥九字却万众瞩目作出了足够的舆论铺垫。
第二场波澜，是在一个月后的1月28日，另一上海收藏家颜明在新浪微博上发表《致藏家刘益谦的公开信》3000字。指刘早知是伪作仍拍下《功甫帖》,并爆料苏富比中国书画部负责人与刘的长期交谊和合作关系。又引发了一场涉及内幕的舆论震撼。
第三场波澜，是刘益谦组织启动对《功甫帖》的全面鉴定、希望以正视听。2月18日，他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详细展开了他的鉴定成果与结论。其中分为几个方面，饶有深意：
一，[高科技]：使用大量高科技手段先作技术鉴定。如为了证明《功甫帖》是原书而非双钩廓填摹本，对比墨迹笔道，使用了1200DPl高清扫描图，6000万像素高清背光图；数码显微镜放大50倍效果图。此外，在纸张年份鉴定上也釆取了高科技方式并作出《功甫帖》与故宫藏李建中《同年帖》和苏轼自己另一《致知县朝奉帖》是同一类纸的结论。
二，[文史]：应用著录与文史考证方法作考订。如为了证明递藏关系，回应为何清代安仪周以前没有记录的质疑，对《功甫帖》上的“义阳世家”两方半印与北宋徐铉、吕公绰、黄庭坚等传世墨迹中同一印作比对，并考出南宋傅氏家族的来源，证明早期递藏关系是清楚的。
三，[艺术]：对《功甫帖》与苏轼书法的艺术风格中“左秀右枯”之喻的关系进行了逐笔寻迹的举例对比，提出偏锋说。又对苏轼书法中几组习惯性用笔在《功甫帖》中的表现进行了风格归纳，这是基于书法史的艺术审美立场。
直至目前，这一争论还在继续。谁是谁非尚难一断。但我最感兴趣的是在面对质疑后刘氏的反应方式：他所釆取的自证方法，正是我们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从2006年起倡导的“高科技+艺术+人文”三结合的方法。而且顺序也一样：先以高科技手段作证明基础；其次以文史叙其可靠性与合理性；再以艺术分析证其真伪作出判断——八年前我们提出的这一理想鉴定模式，在《功甫帖》之争中获得了一流的实践样本。
可惜我们在八年前提出这一模式与构想时，凭借的是逻辑严密的学理推演，至纯天珠，自知其必有合理性；但却缺乏实际案例的有力支撑，所以一直处于理论形态而未有机会应用于实践。加之高校科研氛围所限，也很难找到扎根于市场交易搏杀的充沛的实践机缘。所以一旦遇到《功甫帖》之争的这样千载难逢的成功实践案例，竟大有知音难觅之感！
不管《功甫帖》之争今后走向如何，它应该是对当下书画文物鉴定传统旧方法的一次巨大冲击。它告诉我们：没有科学手段的证明能力，贵州文玩，仅凭个人经验的“目验”式老做法，在过去因为是德高望重又爱惜羽毛的老专家老权威的身份规定，又没有利益纠缠的诱惑，它是行得通的。但在今天，第一是没有积淀深厚的公认的权威学者，第二是巿场利益诱惑太大令人很难坚守；“目验”式老做法就有可能成为落后、平庸、信口开河、不负责任的代名词，虽然它现在仍然风行一时(因为没有其他选项)，但在今后，它必然会被淘汰。
我在去年2012西泠印社一百十周年社庆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过一篇数万言长文，从多角度证明“高科技+艺术+人文”三结合新鉴定模式的合理性。其标题即是四个字：“需要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