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剖析鲍漱芳家族与纪晓岚、朱珪、伊秉绶、刘墉、翁方纲、邓石如等人的亲密交往事实

清代大鉴藏家鲍漱芳其人其藏迄今为学界所忽视,其精心辑刻的《安素轩石刻》亦然,本文通过剖析鲍漱芳家族与纪晓岚、朱珪、伊秉绶、刘墉、翁方纲、邓石如等人的亲密交往事实,还原鲍氏家族晚明以来于艺坛、政界、商界的巨大影响力,识者自可见出对拍卖本《功甫帖》的辨伪意义所在。

提要:

遗憾的是,由于清代大鉴藏家鲍漱芳(1763-1807)本人惜画如命,鲜见其于原迹上钤印,故身为一代大鉴藏家,其人及其所藏迄今为学界所忽而知之甚少,所精心辑刻的《安素轩石刻》亦然。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剖析鲍漱芳家族与纪晓岚、朱珪、伊秉绶、刘墉、铁保、翁方纲、邓石如、梁同书、袁枚、罗聘、钱泳、张问陶、王芑孙等人的亲密交往事实,还原鲍氏家族晚明以来于艺坛、政界、商界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对文化、教育、艺术、医学、社会公益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通过梳理,尤其可以获知鲍漱芳家藏所收古代法书名画,尤以江恂、江德量父子,以及安岐、卞永誉、孙承泽、项元汴等明清大藏家之旧藏居多,可谓传承有绪。《安素轩石刻》之摹刻精良、鲍漱芳本人之雅志笃古,以及党锡龄摹刻水平之高超无不得到了著名书家翁方纲(1733-1818)的高度肯定与颂扬,而翁氏与鲍氏同属翰墨圈中人物的事实也得到证实。这些史料的挖掘,对苏富比“墨迹本”的辨伪工作十分有益。

鲍漱芳是安岐旧藏《功甫帖》的最后一位藏家,据棠樾鲍氏的最新相关史学研究成果、上海博物馆珍藏鲍漱芳孙鲍瑞安光绪十八年(1892)撰写并刊刻的《安素轩读画集》一书的真实记载,鲍家所藏大半古代法书名画巨迹已于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农民军攻克扬州时遭到损毁。因此,在原作无存的情况下,《安素轩石刻》中《功甫帖》是最接近该书原貌的法帖。而苏富比“墨迹本”是否真迹,必须与鲍刻相比较。

得其结构而不得其锋芒者,模本(摹本)也;得其笔意而不得其位置者,临本也。”现在看来,明代鉴赏家张应文(约1524-1585)此番书法真伪鉴定要点,似乎特地风尘仆仆穿越近五百年时空,专门针对苏富比《功甫帖》而发。苏富比“墨迹本”虽保留了九字的基本结构与外形轮廓,但缺少了鲍刻中大量丰富的书写用笔信息(图一),是晚清坊间采用流水作业、分工合作的生产品,即作伪者出于利益的最大化意犹未尽而制造的一稿多本的摹本之一而已。

图一 《安素轩石刻》拓本

雅志笃古,至纯天珠,为选工重勒于石(《安素轩石刻》)。——翁方纲对鲍漱芳的评价

刻拙书能肖、相去无几。

——翁方纲对艺友暨《安素轩石刻》首席摹刻者、扬州著名篆刻家党锡龄的评价

北海(李邕)笔踪超腾龙象、风神骨格宛如初落墨时,岂惟《娑罗》、《东林》诸摹刻皆远逊之。

——翁方纲对鲍漱芳《安素轩石刻》中第八件——李邕《大照禅师碑》的摹刻精良予以肯定与赞赏。

(鲍漱芳)嗜书成癖,尤爱墨宝,尺幅寸楮,购藏不惜资,鉴赏家多出其珍秘投赠,审之又审,去其赝鼎。

——鲍漱芳、党锡龄艺友冯燨跋《安素轩石刻》

吾家“安素轩”皆百年旧族,多蓄宋元书籍、法帖、名画、佳砚、奇香、珍药,与夫尊彝、圭璧、盆盎之属。每出一物,皆历来赏鉴家所津津称道者,而卷册之藏尤为极盛。

——鲍瑞安《煮石斋稿·安素轩读画集》

改卜新阡,意黄山白岳间,定有佳城,慰名贤之大显。

但深翘仰,日月如驰!计大哥(鲍漱芳)松楸已茂(指鲍漱芳墓地),世史令侄(鲍漱芳二子:鲍均、鲍圻;皆参与《安素轩石刻》的摹刻工作),俱能承家,以感以慰。

——伊秉绶称鲍漱芳为“大哥”。见伊秉绶《致鲍勋茂札》

仁人之言,其利甚溥,铭感之忱,非言所罄。

老长兄(鲍漱芳父)关切之情,不但老人(袁枚)刻书之费,有所取资,而亡妹一家之寡妇孤儿,俱免填于沟壑。

——袁枚对鲍志道的深厚感情。见袁枚《致鲍志道札》

《龙山慈孝堂图为鲍肯园(鲍志道)题》十首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

勉承台命(鲍勋茂),作太老先生(鲍志道)家传,方愧拙文陋识,不足以发挥厚德。乃蒙遽勒贞珉,复得冶亭漕使(铁保)为之染翰。

——纪晓岚与鲍氏家族的深情厚谊。见纪晓岚《致鲍勋茂札》

命妇携童弱,飘如陌上尘。立善有遗爱,闻多素心人。

——鲍志道登门扬州朱草诗林,聘请翁方纲友人、画家罗聘为董事管理新建瓜洲育婴堂(类似孤儿院,收容弃婴、残疾儿童等),罗欣然接受,至纯天珠,并作《初董扬州育婴堂事,集陶句以自勖,兼勖许巢旸》等诗以颂鲍氏慈善心肠。

图二 鲍漱芳嘉庆十二年(1807)题唐人书《七宝转轮圣王经》(《安素轩石刻》)

图三 邓石如为鲍家所书《世孝祠》、《鲍氏五伦述》、《文会》

图四 鲍瑞安《安素轩读画集》

图五 鲍氏安素轩旧藏唐寅《王鏊出山图》卷(现藏故宫博物院),贵州文玩,图上有鲍漱芳之子鲍均“鲍氏约亭珍藏”朱文印。

 图六 刘墉书、朱珪撰《鲍氏义田记》

图七 “扬州鲍氏”——翁方纲题《定武兰亭十三跋拓本》

 图八 “茂异”、与“顿首”分别对比——米芾《章侯茂异帖》(下)、《安素轩石刻》(上),可见原迹中的细节,在“安素轩石刻”中皆能得以纤毫毕现。

图九 党锡龄道光五年(1825)题唐人书《七宝转轮圣王经》(《安素轩石刻》)

图十 吕大防《行书示问帖》(左)、《安素轩石刻》(中)、翁方纲《复初斋文集》手稿(右)——《安素轩石刻》中仅录“心赏”一印,且移位置,余诸印包括项元汴、江德量之五印皆弃而不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