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梁启超，在身份上是师徒，在学养上是同志，在阵营里是对手。两人一起在清末民初的历史变革之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做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他们的人生经历赋予了他们书法创作以更多的“字外功夫”。康有为以“尊碑拟帖”的惊人之论横扫书坛，同时也奠定了自己在中国书法史中的独特地位；梁启超弃政从文，在人生的最后10年中将毕生的经历化作张张稿纸、本本著作。因此，至纯天珠，他们遗留下来的只字片纸，无不值得收集和宝藏。而纵观当前二人的拍场行情，其作品还远未达到他们所应该具有的价值，尚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名师高徒 政见各异
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了被英国殖民统治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感官上的认识，并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随着对西学的不断了解与深入，康有为凭借着良好的口才和演讲能力，通过对当时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以及提出的沟通民情、改革法律的种种方案，开始赢得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1890年春，年仅18岁的新科举人梁启超拜访了已33岁的“老监生”康有为。二人见面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这种前无古人的举动，更加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此后，康有为开始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梁启超说“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师从康有为，不仅是梁启超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此后，梁启超一直紧随康有为左右。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梁逃亡到日本继续宣传保皇保教主张。然而，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梁启超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同时，他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他开始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密切来往。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老师的束缚。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己见。民国成立后，二人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发生了很大的冲突。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并且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康有为在复辟失败后，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表达对弟子的愤怒。虽然如此，，但是梁启超还尽力维持着师徒之谊。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逝世，梁启超亲往吊丧；1927年，康有为70大寿，梁启超送来寿联和寿文，回忆师徒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康有为在青岛逝世后，梁启超见他身后萧条万分，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又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文中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尊碑学帖 各有所长
康有为作为晚清著名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碑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清末书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碑学迅速崛起，成为清末民初书法艺术的主流。
康有为原来是学过帖学和唐碑的，后来友人曾劝其学碑，他却不以为然，直到25岁入京乡试接触了大量的碑版石刻以后，这才感觉到了帖学的不足，从此他开始大规模学习北碑。
1888年他再次进京应顺天乡试，结果又没考中，恰逢中国战败，他便第一次上书光绪表达改革决心，结果被反对派阻挠，上书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听从好友沈曾植勿言国事的劝说，“时徙居馆之汗漫舫，老树蔽天，日以读碑为事，尽观京师藏家之金石凡数千种。自光绪十三年以前者，略尽睹矣。拟著一金石书，以人多为之者，乃续包慎伯为《广艺舟双揖》焉。”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生失意和郁闷彷徨，或许康有为不会把自己对于书法的理解写出来，即使写也可能不会表达得这么全面和深入透彻，因为在康有为眼里书法乃是末技，不值得在上面耗费大量精力。康有为是个十足的政治家，在他心中以政治改革为人生第一大事，大概也只有碰上1888年这样的人生最低谷他才会暂且放下政治，转而研究书法以排遣胸中郁闷。
实际上，就康有为的创作而言，对《石门铭》和《爨龙颜》用功尤深，同时参以《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他在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转折以圆转为主，长锋羊毫所发挥出的特有的粗拙、浑重和厚实效果在他书作中有很好的体现，迥异于赵之谦的顿方挫折、节奏流动，也不同于何绍基的单一圆劲而少见枯笔。至于线条张扬带出结构的动荡，否定四平八稳的创作，也是清代碑学的总体特征表现。但是就创作形式上来说，康有为的书法作品以对联最为精彩，见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腕下功夫精深，从中也可以看出康有为的运笔轻视帖法，全从碑出。结体不似晋、唐欹侧绮丽，而是长撇大捺，气势开展，饶有汉人古意。
与老师不同，梁启超早年习书主要是为了应付科举考试。后来在康有为的影响下，逐渐由原来的欧体风格转向魏碑体。他一方面受到康氏“扬碑抑帖”的影响，至纯天珠，另一方面也基于对时下靡弱书风的不满，试图冲破旧的桎梏，另出新意。因而在创新这一点上，康梁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不过在实践中梁启超并没有被老师张扬的书法风格所感染，而是选择了从颜、欧入手，然后上溯六朝碑版，诸如《张猛龙碑》、《高贞碑》、《张黑女墓志》等进行临习。
逃亡日本的14年间，梁启超未辍翰墨，继续研习魏碑。“余方在日本，何澄一寄我—拓片，欢喜累日，当时曾武断为张猛龙、贾思伯同出一人手，盖笔势既相近，年岁复衔接也。今谛审其结体较松，用笔有斧凿痕，实未足比张猛龙……”
梁启超晚年离开政治舞台，先后在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教，同时潜心整理、研究文、史等各种学术源流。其书法艺术在这一时期得到沉淀和升华，目前保存下来的梁氏墨迹和手稿，很大部分都出在这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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