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胡适
傅斯年，民国著名学者、学术思潮引导者和学术工作领导者，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要的刊物之一《新潮》的发起者，五四运动游行总指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者，中研院总干事，北大代校长，台湾大学校长，是研究民国学术和教育绕不开的存在。胡适曾连续用十四个“最”来形容傅斯年的天才，出自胡适之口的如此之高评价，除傅斯年外，再无第二人。
以傅斯年为中心的珍贵文献
最近新出现了一大批以傅斯年为中心的珍贵文献，包括傅氏1928 年中山大学讲学笔记、1940至1942年抗战日记、1947年与中研院同仁等致傅仁轨题词册、1950年去世后由傅乐成整理的照片和传记材料等，煌煌数十种，涵盖傅斯年身前的学术创作和日常生活，以及身后的文献整理，傅斯年侄子、历史学家傅乐成旧藏，为异常丰富的傅斯年相关文献，亦是民国中研院学者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献之一。由于傅斯年的手稿非常集中，似此次在市场中出现如许多的傅氏文献可谓绝无仅有，甚至将不复再有。
兹选取讲学笔记、日记和题辞册三种进行简要介绍：
傅斯年1928年讲学笔记，为《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诗经> 讲义稿》、《战国子家叙论》、《< 史记> 研究》四部著作，以及史料问题、比较语言发达史略、乐府、顾炎武、五言诗的起源、文体问题等讲座的底稿，是奠定傅斯年学术地位和理解其学术生涯发展的最重要手稿之一。其中相当部分并未出版，对完善傅斯年的著作出版，以及众人对傅氏的认识有重大的积极意义。
1926年底，负笈海外七年的傅斯年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国文、史学二系系主任，由此进入教育工作、学术组织和学术创作的高峰期。到校后，傅斯年一方面延聘著名教授，自任功课甚多，对中山大学教务贡献很大；一方面“以其纵横捭阖之才，韩潮苏海之口，有所凭借，遂成一校领袖”（顾颉刚语），在学朮组织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尤为重要的是，傅斯年在此期间曾讲授《尚书》、《诗经》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比较语言学、《史记》研究等课程，开设文史导读讲座、中国三百年来学术成绩及思想派别等讲座，撰写、出版了大量论文和讲义，初步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等四部讲义即为其中最重要的学术成果。
笔记首先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史记> 研究》和中山大学讲座相关手稿二种一册及散页若干，计一百三十余页。该《讲义》为傅斯年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对《易》、《春秋》、《论语》、《孝经》的成书年代及与孔子的关系都有精辟的见解，迄今仍有一定指导意义。目前出版的《讲义》中有两个目录，一个是傅斯年的原定创作提纲——拟目，文玩，另一个是实际的出版目录。两相对照，很快就能发现实际出版比傅斯年的既定写作内容少了一大半的内容，而这些缺失部分中的诸子以及西汉盛时文人在社会上之地位、古文学、汉武帝、刘向、杨雄等内容均在手稿中保存了下来，文玩，其篇幅占拟目三分之一以上，对完善《讲义》的价值自不待言。同时，这一发现又可说明拟目当为傅斯年当年的实际上课内容。另外，手稿上又多表明时间，对考察《讲义》的创作时间和进度等都有所帮助。至于手稿中的顾亭林等部分，当为傅氏在中大讲座内容，从未出版。
其次，包括《< 诗经> 讲义稿》、《战国子家叙论》相关手稿一册，计四十八页左右。傅斯年早年就读北大时就曾发表过《诗经》研究文章，1928年执教中山大学时，复因授课需要而作了进一步深入研究，据此出版的《< 诗经> 讲义稿》在《诗经》性质、成书年代、研究史等方面以及研究方法上都有重大突破。此手稿多与已出版的《〈诗经〉讲义稿》相合。其差别更多地在于，手稿为上课讲义性质，傅斯年往往记载上课的要点，不必如正式出版般敷衍成文，其缺点在于少了论证和衔接，逻辑结构不够紧密，优点则在于更为简单明瞭，表达上也可以更直接和个性化，没有过多顾忌，整体上更贴近作者的本来思路。《战国子家叙论》是1927 年在中山大学开课的讲义，在诸子产生的原因和对战国、秦到汉初武帝以前的分期上，都有独到的认识。但附记中傅斯年曾说“此篇必须与下篇《战国诸子文籍分论》参看，方得持论之意”，然而，《分论》从未出版。此手稿后半部，部分延续了已出版的《叙论》内容，之后则分孟子、墨子、庄子、法家、名（家）、阴阳等进行论述，当即为傅氏所述《分论》草稿。
再次，讲学笔记中尚有历史研究体系（System of Historical Study）英文手稿一册三页，其中一页上标有“28/7/19”，当为傅斯年讲授相关内容的手稿。依据手稿可见傅斯年本拟按照A Critique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A Positive Programme 等三个章节进行论述，且其中第一章已开具部分内容。尽管傅斯年曾留学七年，对西文著作甚为熟悉，且具备娴熟运用的能力，但目前已发表著作中纯以外文写作者相当少见。
傅斯年诸多课程和讲座的内容常常互相阐发，乃至由于傅氏对部分内容的深入研究，产生《< 诗经> 讲义稿》从《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的《诗经》部分脱离、单独成书的情况。这种学术创作的互相产发性及延伸性，事实上更充分地保留在标明写作时间的笔记上。这一类似日记体的笔记，不仅对于了解傅斯年思想的嬗变，乃至对进而分析其日常生活的情状都有指导意义。
自然，关于生活方面，意义更大的无疑要数傅斯年1940 至1942 年抗战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