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西夏通志》開題后，“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杜建錄一直將心血傾注該項目上，“今年我們團隊的任務繁重，除完成《西夏通志》外，還要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以及冬宮博物館開展新一輪合作，聯合開展俄藏黑水城文獻文物整理研究。”杜建錄說。
杜建錄稱自己的學術研究之路為“幸運之路”，“我1979年上大學，迄今已有40年，我趕上了改革開放的好時代，有機會結識學術大師，也能安靜地坐在書桌前做學問”。
大學時，他選定遼宋西夏金史為主攻方向，畢業后又回到寧夏，從此走上了西夏學研究的道路。
百年西夏學的發展，特別是近40年來中國西夏學的發展，學界從早期專注西夏文獻研究，發展成對黨項民族及西夏政治、經濟、軍事、文化、藝術、法律、語言、文獻等全方位研究，完整意義上的西夏學正式形成。杜建錄是西夏學這一發展變化的參與者、見証者和引領者。
大學畢業后，杜建錄長期從事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學工作，后來又陸續增加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博士學位點、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國家重點培育學科、自治區重點學科、國內一流學科以及部省合建民族學學科群建設工作。
繁重的教學、管理工作幾乎佔據了他大部分研究時間。但無論如何忙碌，他都一直保持著對國內外西夏學研究最新成果的追蹤和研究，並和北京、甘肅、寧夏等地西夏學前輩和青年學者保持密切聯系。2001年，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中心被教育部批准為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杜建錄作為基地負責人，和史金波、陳育寧等西夏學研究前輩和相關文物部門專家一起整理出版了《中國藏西夏文獻》《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等大型文獻著作。自此，西夏學人才高地在寧夏建立並生根發芽。2008年，教育部批復西夏學研究中心更名西夏學研究院。
此后，西夏學研究院充分發揮在國內外學術研究中的引領作用，牽頭聯合中國社會科學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國家圖書館以及寧夏、甘肅、內蒙古、陝西等省區的文物考古部門和日本、美國相關專家，出版著作131部（冊），其中4項成果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在核心刊物發表論文286篇。
多年來，杜建錄先后在《民族研究》《中國史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等刊物發布論文100余篇，出版《西夏經濟史》《西夏社會文書研究》等專著12部，主編《黨項西夏文獻研究》《天盛律令研究》等著作16部，其中《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研究》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14項成果獲得國家和省部級獎勵，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課題及其他省部級課題15項，包括國家社科基金重點課題“中國藏西夏文獻整理研究”和“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研究”。
在帶動學術發展的同時，他積極探索研究成果的轉化，帶領團隊完成大型紀錄片《神秘的西夏》史學文本的撰寫和學術把關，主編出版《神秘西夏》《話說西夏》等系列叢書。連續舉辦“絲路西夏”文創大賽和文創產品發布會，產品一經試生產，就受到廣大游客的歡迎。
潛心西夏學研究30多年，杜建錄從立志做學問的學子，到嶄露頭角的青年學者，再到學科領軍人。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西夏學逐漸從神秘的“絕學”發展成為更多人們熟知的“顯學”。杜建錄感到，近代中國多災多難，一度形成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西夏在中國，西夏學在國外”的說法。經過幾代學人的不懈努力，這種局面已大為改觀。
他表示，實踐証明學術的長足發展離不開國家的富強，要加強對青年人歷史文化和革命傳統的教育，使他們了解中華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了解中國近代的屈辱史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奮斗史，激發他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自豪感、幸福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終將在一代代接力者的奮斗中變為現實。（記者 張 賀）
(責編：高嘉蔚、賈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