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正值中埃文化年，中埃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不断增多。4月11日，埃及驻华大使馆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共同举办了埃及考古新发现座谈会，为中埃两国文化交流再添砖瓦。中国与埃及作为两大文明古国，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与丰富的历史文明遗存。文明的交流与互动是建立在对文明的历史考察与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作为一门专门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学科，埃及学由来已久。那么，埃及学缘起何处？中国的埃及学发展历程与现状如何？埃及考古新发现对埃及学将产生哪些影响？以及中埃考古合作的前景如何？围绕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郭子林博士。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埃及学的由来？

　　郭子林：埃及学从定义上来讲，它是研究古代埃及文化、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的综合性专门学科，在国外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古埃及是一个失落的文明，与中国文明不同。中国文明是延续的，古埃及文明在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就中断了，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古埃及文字成了“死文字”，已经没有人认识了。当然，人们在宗教观念、文化意识等方面也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古埃及文明就经历了长时期的被同化过程。在公元5-6世纪，基督教就已经在埃及人的思想世界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一时期，曾有一位埃及学者尝试研究古埃及文明，试图恢复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他连古埃及文字都没有解读成功。在此之后的整个中世纪时期，没有人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直到1798年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以得努（Deno）为首的一批随军学者编纂了24卷本的《埃及纪行》，这套丛书引起了欧洲人的极大兴趣，进一步激发了欧洲人研究古埃及的热情。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古埃及文明，尤其是想要解读它的神秘文字。

　　1822年，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天才商博良成功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他在《致达西尔先生的一封信》中阐述了自己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过程和观点。他的观点后来经过他本人和其他学者的验证，证明是正确的。这封信就标志着埃及学的诞生。整个19世纪属于埃及学的奠基阶段，文献的解读、考古遗址的积累以及古埃及文字词典的编撰是这一时期的三项重要工作。古埃及文明史的基本框架被构建出来。

　　从20世纪初开始，埃及学向着更为深入的方向发展，研究内容更为细化，语言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纸草学、碑铭学、建筑学、艺术学等都成为埃及学的重要研究方向。1914年，《埃及考古学杂志》创刊，这是埃及学发展中的一件大事儿，对埃及学的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20世纪，埃及有很多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如1922年图坦卡蒙墓的发现与挖掘、拉美西斯二世家族墓的发掘、阿玛尔纳书信的发现和研究等，进一步丰富了埃及学的研究维度。到21世纪初，世界很多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埃及学研究机构，每三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埃及学家大会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埃及学者约上千人，埃及学已经发展成为一门体系较为成熟的国际性学科。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我国埃及学的发展历程与现状？

　　郭子林：我国最早接触埃及学的人应该是清末被派遣到英国学习先进经验的官员，其中最著名的是端方。他在去英国的途中，经过埃及，喜欢收藏各种金石器物的金石学家端方对古埃及石碑产生了兴趣，便做了一些拓片，还买了一些石碑回来。当然，他还买回了其他一些古文物。民国初期，一个知识分子根据古埃及文字的形态将其称为“象形文字”。20世纪30年代，中国向欧美国家派遣了一批留学生，其中夏鼐先生在英国伦敦大学学习埃及考古学，并获得埃及考古学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古埃及串珠》一直是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到目前尚未有人超越。夏鼐先生回国之后，因客观环境和国家发展的需要，投身到中国考古学的研究与发展之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教育部聘请苏联世界上古史专家来华授课，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史教授林志纯先生配合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班，为全国培养了一批世界古代史研究学者，这其中就包括我国著名埃及学家刘文鹏先生。20世纪80年代，林志纯教授联合复旦大学的周谷城教授和武汉大学的吴于廑教授向国家教育部上书，要求建立我国的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机构，培养我们自己的埃及学、亚述学和希腊罗马史专门人才。国家教育部高度重视三位史学老前辈的呼吁，于是在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西亚、北非、欧洲上古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成立了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该所此后便成为培养我国埃及学研究人员的重要阵地。目前，我国埃及学学者大约十几位，主要分布在北京和长春等地。我国的埃及学研究主要侧重在文字与文献研究两个方面，在考古方面还比较薄弱，较少能够直接使用发表出来的考古资料。

　　记者：请问近年来埃及考古新发现对埃及学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郭子林：文字、文献和考古，我称其为埃及学研究的“三驾马车”。要想做好埃及学研究，必须要懂文字，会读文献，有考古经验。在国外一些高校院所，埃及学被划入考古学系。所以，在考古学上的任何一个新动作、新发现对埃及学的触动都是直接的和重要的。

　　先从远处来说，1922年轰动一时的图坦卡蒙墓发掘不仅发现了巨大的物质宝藏，以学术视域来看，它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它较完整地保存了图坦卡蒙时期的古埃及文物，全方位地揭示了古埃及人的丧葬习俗，如古埃及人是如何埋葬的，有哪些陪葬品，有什么规制以及坟墓是怎么建造的等等。图坦卡蒙墓的壁画和陪葬品等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古埃及人的社会风貌与文化习俗。此前发现的古埃及陵墓基本都被盗掘，不能全面揭示上述内容，这凸显了图坦卡蒙墓在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这也有力地说明了考古新发现对埃及学的贡献。近年来，埃及考古队对金字塔周围工人村的发掘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考古队在这里挖掘出工人居住的房间，发现了房间内的生活用品及墙上的“涂鸦”文字。这些新发现使学界改变了对金字塔建造者的认识，至少目前保守性的看法是：这些建筑者主要是工人和季节性农民，而非以奴隶为主。

　　2005年至2010年间，埃及考古学家扎希·哈瓦斯（ZahiHawass）利用DNA检测和CT扫描技术对埃及帝王谷里的木乃伊进行重新考察。这次考察主要有以下几大发现：一是找到了哈特谢普苏特的木乃伊。哈特谢普苏特是古埃及著名的女法老，图特摩斯三世的继母。二是找到了法老埃赫那吞的木乃伊。通过CT扫描和医学检查，发现他并不像雕像上刻画的那样大腹便便与女性化。三是通过对图坦卡蒙的木乃伊的科学检测，发现这位英年早逝的古埃及法老真正死因并非如之前猜测的那样死于谋杀，而是因为左腿断裂受感染致死。通过木乃伊医学解剖分析发现，图坦卡蒙天生体质较差，身体多处患有疾病，身体抵抗力较差，所以一次普通的外伤感染便要了他的“小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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