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靖边庙梁遗址考古取得重要收获。该考古项目负责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邵晶认为，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庙梁遗址与石峁遗址应该有一定联系。入选“二十一世纪世界重大考古发现”、距今已有4000年的神木县石峁遗址被称为“中国文明的前夜”，庙梁遗址呈现的则是“石峁文化”前的文化遗存。

出土陶、石、骨等标本约200件

庙梁遗址位于榆林市靖边县杨桥畔镇杨二村东南，处在芦河上游东支西岸的黄土台地之上。去年9月至12月，为配合蒙西-华中铁路运煤线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榆林市文物考古勘探队、靖边县文管办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工作。

本次发掘位置为铁路路基挖方区，处在庙梁遗址西南端，贵州文玩，清理的重要遗迹包括房址27座、灰坑47座、窑址2座以及墓葬1座。

房址集中分布于梁峁西侧的坡地上，沿山坡等高线弧形排列。均为掏挖于黄土中的地穴式建筑，主体建筑应为窑洞。根据形状结构可分为两类：一为单体窑洞，平面均为圆形，面积在15平方米以上，铺设白灰地面，室内多掏挖有储藏窖穴，房前一般设有稍微下凹的活动空间，贵州文玩，不甚规整；二为前后室连接的复合结构，平面呈凸字形，前室为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后室均为平面呈圆角方形的窑洞，面积较第一类窑洞小，一般在10平方米以下。

窑址发现在西北侧最低处，应该与临近水源的功能要求有关。保存不佳，仅留火塘，体量较小，临近水源，与一处房址距离很近，有前后相连的操作间。

本次发掘的唯一一座墓葬为小型竖穴土坑墓，虽被严重盗扰，人骨保存很少，具体葬式不明，但仍能观察到墓主头向北，且发现随葬陶器——细柄豆1件。

遗物方面，庙梁遗址出土陶、石、骨（角、牙）等标本约200件。石器较多，主要有砂岩质地的刀、纺轮、磨棒、砺石、抹子、器盖，青石质地的斧、锛、凿等；骨角器较少，主要有镞、锥、笄、凿、针以及个别牙饰；陶器小件主要包括刀、纺轮、陶塑等。

灰坑中的少年有可能是用来祭祀的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灰坑。灰坑多数为圆形袋状，掏掘规整，深度多在1.5米以上，个别深达3米，一般分布在房址周边，可能是相关房址的储藏坑。其中，两座灰坑内发现了“灰坑埋人”现象。H26中发现三具孩童骨骼，其中两具俯身直肢，另一具人骨散乱，有明显的肢解现象。H37内发现一具成年男性骨骸，侧身屈肢，面向坑壁，左臂肱骨有骨折痕迹。

邵晶表示，这两座灰坑内的人骨与正常墓葬内的埋葬方式区别明显，当属非正常埋葬，其背后的社会背景和文化内涵值得深思。“此前石峁遗址考古中发现了用大量人头祭祀的现象，还出土了大量玉器，这说明当时的社会已经出现严重阶层分化，已经具备了国家的形式。这么发达的文明不可能突然产生，在它之前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由于以前发现的东西太少、太零散让人难得要领。这次靖边庙梁遗址的考古发现，刚好弥补了这一文明发展过程中的环节。‘石峁文化’用年轻人做祭祀，而庙梁遗址发现‘灰坑埋人’的情况，这两者之间应该有一定联系。庙梁遗址灰坑中发现的少年，很有可能也是用来祭祀的。”

庙梁遗址可能是“石峁文化”前身

庙梁遗址文化遗存丰富、层位清晰、年代明确，在近年来陕北地区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非常突出。发掘出土的陶器标本丰富，仅修复陶器就超过60件，陶器标本器形多样，组合稳定。陶器器形变化明显，考古人员初步整理发现这些陶器可分为三组：第一组年代最早，为仰韶文化晚期遗存；第二组为龙山时代前期遗存（有斝无鬲），以大型单把斝、喇叭口圆（折）肩平底瓶、细柄豆、直口圜底瓮等为基本组合；第三组年代最晚，应为龙山时代后期遗存（出现典型双鋬鬲）。

考古人员认为，庙梁遗址第二组陶器是2017年发掘的最主要收获，陶器组合中明确出现了斝类空三足器。且以第二组陶器为代表的陕北地区龙山时代前期考古学遗存，在陕北地区特别是榆林南部地区有广泛分布。根据发掘遗存的丰富程度，特别是陶器器形的典型程度和陶器组合的稳定程度，似可提出“庙梁遗存”甚或“庙梁文化”的命名。

邵晶表示：“我们认为，至纯天珠，第三组陶器是‘石峁文化’开始壮大的时期，而第二组陶器很有可能就是‘石峁文化’的前身。”

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