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四百八十寺”，南京历史上有很多佛寺，其中不少已经湮没无闻，《金陵梵刹志》中有明确记载的“祝禧寺”就是其中一座。最近，雨花台区文史专家朱向东先生为“老南京”版撰文，根据一块发现于28年前的墓志，他确认了“祝禧寺”当年的位置。

少年入宫，深受恩宠

1985年11月，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人员在雨花台区油坊桥贾东村砂石厂发现了一座明代正德年宦官墓。墓主人为“南京守备内官监太监余俊”。从墓志文判断，“祝禧寺”就在墓旁。

余俊，字世伟，号“竹居道人”，夔州人(属今重庆市)。明成化初年，因当地爆发饥荒，余俊随父亲余龙、母亲何氏及叔父余虎一起流落到郧县(湖北省西北部)。后因父母双亡，加之时局混乱，失去至亲的余俊入宫，当时才七八岁。余俊入宫后，按惯例开始在宫中设立的宦官学校——“内书堂”学习。其间，余俊因属意翰墨，而“崭崭出侪辈右”，脱颖而出。几年后，官至尚衣监太监(正四品)，掌管皇帝所用冠冕、袍服及靴袜等物品。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明宪宗朱见深驾崩，葬于茂陵。按照惯例，时任尚衣监太监的余俊降为茂陵司香，负责烧香等事宜。弘治六年(1493年)，时为皇子的朱厚照将余俊召回宫，余俊昼夜侍奉左右。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朱厚照即位，年号正德，即明武宗。余俊依例升任御马监左少监。不久，明武宗赐余俊蟒衣、玉带，成为皇帝的内侍近宠。

调任南京守备太监

正德元年(1506年)，余俊改任内官监太监，掌管国家营造宫室、陵墓等事宜。

史载，明武宗登上皇位后，以刘瑾为首的太监“八虎”，教唆懵懂之年的朱厚照迷恋声色犬马，把皇宫变成了“百戏场”。一些刚直廉洁的大臣，不顾身家性命，联名上书请求严惩“八虎”，结果进谏的大臣往往被惩治。之后，刘瑾对段敏、王伟等品行端正的太监加以排挤。由于余俊曾于弘治六年侍奉武宗于春宫，与段敏、王伟等人关系甚好，余俊因此被牵连。

同年冬(1506年)，余俊调任南京守备太监。临别时，明武宗赐余俊玺书、旌钺。余俊感激涕零，自感“惟俭惟慎”，才能不负皇上的恩宠。

余俊在南京前后共十年，勤于公事，常年接待各级官吏﹑退休官员﹑封赠官以及国子监和州府县学的生员，与他们促膝长谈。对那些眼光敏锐、见地颇深的士大夫，余俊尊敬有加。

余俊在南京掌管专为皇帝卫士及锦衣卫制造兵器的兵仗局，每年要根据朝廷的订单将兵器运往京城。余俊掌管兵仗局之前，由于管理不善，兵仗局官员内外勾结、盗取材料，有的甚至泄露机密。余俊到任后，坚决堵塞漏洞，很快就改变局面。凡是进入武器仓库的人，必须有余俊本人在场监督。余俊也因此被誉为机警而有才干。

正德十年(1515年)，余俊与太监同僚黄伟、高隆、芮景贤、董文等人，追随南京内守备太监刘琅重修鸡笼山十庙之一的真武庙。

余俊自小孤身在外，远离故土亲人。后入宫任职，地位日益显贵，他曾四处打听亲人的消息，但无任何线索。自从赴任南京任职后，继母袁氏、弟弟余傭才自湖北荆州赶来相会，亲人相聚，悲喜交集。

正德十年(1515年)，余俊选择风水极佳的南京聚宝门外的“安德乡”，并上奏朝廷，请求立祠，并建一座寺庙，作为自己百年后安身之地。明武宗念其多年跟随左右，勤奋周到，很快准奏，赐祠额为“彰勤祠”，赐寺额为“祝禧寺”。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十二月九日，南京守备、内官监太监余俊因病去世。遵照余俊生前遗嘱，次年二月三日，，他被安葬于聚宝门外安德乡其亲自选定的墓地里。

墓志确认祝禧寺位置

祝禧，是“祝告神灵，以求福祥”的意思。明代葛寅亮所撰《金陵梵刹志》记载：祝禧寺是一座“中刹”，“敕赐，在郭外，南城，安德乡”，距离大报恩寺有十里。位于今安德门附近的天隆寺，就是祝禧寺管辖的“小刹”。

当时的祝禧寺有山门、金刚殿、天王殿、伽蓝殿、祖师殿、法堂等，规模不小，基址四十五亩，另外还拥有田地、山塘共234.44亩。

《万历江宁县志》载：“祝禧寺，在安德门外，内官俞俊建，正统间赐额。”这里误将“余俊”记作“俞俊”。同时将明代敕建祝禧寺的时间，误为“正统间赐额”。此后，几乎所有史料记载均大同小异，未能准确记载祝禧寺由何人所造，具体地点在哪儿。

根据余俊墓所在位置，可判断出“彰勤祠”和“祝禧寺”的位置，就在现在雨花台区西善桥街道油坊村贾东吉家凹与铁心桥街道“春江新城”的交界处，南至春江新城(北端)，北至绕城公路，西距油坊中心路约200米，东至铁心桥服务区(南)约50米。

祝禧寺位置的确定，对于研究明代南京城南特别是雨花台区一带的佛教寺院的具体位置有重要帮助，对未来文化旅游开发更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主要是由于，在古代，记录方位缺乏科学仪器测量，仅凭目测、估算或者步量，误差非常大，往往以讹传讹，造成许多复建和恢复的历史建筑位置相差很大。祝禧寺位置的确定，对周边天隆极乐寺、新亭寺、崇因寺以及劳劳亭、阴山庙位置的确定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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