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处大型崧泽—良渚文化墓地，揭露一处多功能成组石砌遗迹

2012年3月—2013年7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良渚文化村“七贤郡”房产项目，对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官井头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面积6600平方米，清理崧泽—良渚文化墓葬106座，良渚文化成组石砌遗迹1处、建筑基址7处、灰坑22个、灰沟2条，出土各类史前文物1200多件。此外还清理了战国灰坑4个、战国灰沟2条、汉代窑址1处、宋代砖室墓5座。

官井头遗址位于良渚遗址群东南侧大雄山丘陵的太璞山南麓，南距东西大道约100米。2012年初经勘探发现遗址，分布面积1万余平方米。考古发掘表明，官井头遗址是继石马兜遗址、张家墩遗址之后，在大雄山丘陵发现的又一处重要史前文化遗址。

官井头遗址的主体是一处崧泽—良渚文化墓地，其规模在良渚文化中心区首屈一指。墓地以自然冲沟为界分为东、西两片墓区，西区的墓葬较密集，多数呈环形分布，似围绕一个中心排列；东区的墓葬较为分散，大体上能看出东西斜向成排分布。东、西两区均有若干建筑遗迹坐落于墓群之中，，墓葬几乎没有打破它们，周围也没有生活遗迹，推断这些遗迹可能是墓地的祭祀遗存。

墓葬头向大多朝北，这与以往所见大多朝南的葬俗有明显差异。墓坑长1.6—3.7米、宽0.4—1.5米；随葬品最多者达58件，最少的仅2件。墓坑较大的墓葬或能辨别葬具痕迹，随葬品数量较多，玉器种类较齐全，规格明显高于窄小的墓葬，表明氏族墓地内存在着较严重的贫富分化和尊卑差异。

已清理的100多座崧泽—良渚文化墓葬共计随葬品1100多件，其中玉器近700件、陶器近400件、石器60多件。玉器器形有璧、琮、琮式管、璜、玦、圆牌饰、梳背、镯、锥形饰、龙首饰、纺轮、坠、管、珠、隧孔珠等；陶器以鼎、豆、罐为基本组合，偶见盆、纺轮、甑、澄滤器、杯等；石器有钺、纺轮、锛、镞四种器类。以墓坑最大的M64为例，该墓随葬品共55件，玉器占48件，分别为镯6件、璜2件、梳背1件、玦9件、圆牌饰3件、纺轮1件、锥形饰1件、管24枚、隧孔珠1颗。其余皆为陶器，除鼎2件，豆、罐、盆、缸、澄滤器均各1件。

发掘所见最早的墓葬年代在崧泽文化晚期，最晚的墓葬年代在良渚文化末期，表明官井头遗址的延续时间很长。但从保存情况来看，多数墓葬属于良渚文化早期，而且这些墓葬的玉器普遍数量较多、玉质较好。崧泽文化墓葬的玉器极少，部分崧泽与良渚文化过渡阶段的墓葬也有少量玉器出土。个别良渚中晚期墓葬出土的玉器则受沁较深，“鸡骨白”现象较严重。

在良渚早期墓葬中，以往所见的该阶段玉器器种几乎都有发现，成组的玉器也较多见，尤其是个别墓葬还出现了镂空兽面牌饰、弧形兽首玉璜、龙首饰梳背等新颖玉器造型。

位于遗址西部的大型成组石砌遗迹，是良渚文化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该遗迹以一个石砌水池为中心，水池呈西南—东北向的椭圆形，池壁的石磡保存良好，池底则不铺石块。水池北壁连接着一大片铺石面，两米开外见一口方形石构水井。井壁的北、东、南三面用整块的石板砌护，西壁则以石块垒砌。石砌水池的西南部有口子与石砌排水沟相通，排水沟另一端遭破坏不详。水池开口直径3.6—7米、深1.5米；井口边长0.9米、深1.3米；石砌排水沟宽约2米、残长18米。由于水井、水池、排水沟的地势依次降低，水质也从水井、水池、排水沟渐次降低，这样的布局非常科学，在当时应是一处先进的大型生活设施。

根据地层、遗迹和墓葬的开口层位，官井头遗址的形成过程和聚落布局初步可作如下推论：遗址地处很厚的冲积坡地上，中部原有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冲沟，由于北部山地雨水的常年冲刷，冲沟两边形成了大面积的砂砾漫滩。崧泽文化后期，有一部分先民来到了这里生产生活，死后就葬在冲沟的东南面。稍后的崧泽和良渚文化交汇之际，先民们开始在冲沟两边的漫滩上埋设墓葬。后来逐渐兴旺，出现了贵族成员，于是在漫滩上堆土建起较规范的墓地，氏族成员虽然不论贵贱都可埋在那里，但中部最好的位置要留给最有权势的人。随着岁月的流逝，墓地经过了新一轮堆扩，又有一批人埋在墓地上。良渚文化中期以后，墓地西区的西边出现了一个含水井、水池和排水沟的石砌生活设施，之后在这组石砌设施的西边逐渐形成了很厚的生活堆积，它们的深度超过了石砌遗迹的底部，因此无法断定石砌遗迹西边是否原来也是墓地的一部分。

官井头遗址发掘期间，考古队在其东面的山麓地带又发现了两处史前遗址，还确认了曾作试掘的张家墩遗址的分布范围和文化内涵。从张家墩的马家浜—良渚文化遗存，到石马兜的崧泽文化墓地，再到官井头遗址的崧泽—良渚文化墓地，大雄山丘陵向阳山麓地带的连片文化遗存，已然有着连续的文化传承。现在看来，在良渚遗址群周边，马家浜至良渚文化早期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大雄山丘陵，因此可以说，包括官井头遗址在内的大雄山丘陵文化带，是良渚遗址群形成和壮大的重要发祥地。由于大雄山丘陵同时也有良渚中晚期的文化遗存，这片区域显然也应是良渚遗址群的一部分。官井头遗址的发掘，对研究良渚遗址群的分布格局和发展脉络，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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