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博物馆举办的“丝路梵相：新疆和田达玛沟古佛寺壁画艺术展”，集中了近十年来新疆达玛沟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群发掘出土的三个佛寺遗址中的壁画珍品。这些创作于公元六至八世纪间的艺术瑰宝，再现出昔日独具丝路佛教艺术风貌的于阗画派的辉煌。

新疆和田地区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端、昆仑山脉北麓，古称“于阗”，这里是著名丝绸之路南道上的名城，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之地。由印度发源的佛教自2世纪末传入西域(今新疆)，最先就驻扎在于阗，而后陆续经过且末、鄯善、敦煌等地，进入中原地区。因此，它又是中国古代佛教的一处中心。魏晋至隋唐，于阗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从晋僧朱士行在于阗抄录梵文《放光般若经》并托人带回洛阳，到唐武则天派使者去于阗，求访《华严经》并请实叉难陀到洛阳译经的事例(金维诺《新疆的佛教艺术》，自氏著《中国美术论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257页)便可见一斑。

新疆达玛沟托普鲁克墩佛寺2、3号遗址全景

唐代毗沙门天王壁画

晋代舞伎图壁画

达玛沟今属和田中东部的策勒县，此地保存了塔里木盆地数量最多的各类佛寺遗址。上个世纪初以来，陆续发现了哈德里克、克科吉格代、巴勒瓦斯提、老达玛沟、乌尊塔提、喀拉墩、丹丹乌里克等佛教遗址，出土过大量的珍贵佛教文物，然而都被外国探险队染指，文物流散于海外。进入21世纪伊始，当地牧羊人在达玛沟南部偶尔发现了佛教塑像，由此开始了达玛沟区域的古佛寺遗址群的考古发掘。据专家推测，当年寺院倾覆的外在因素不外吐蕃入侵与异教兴起，而当地的沙漠覆盖与干燥气候则保存了这些出土壁画的形色纯正。

本次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新疆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特别合作举办的《丝路梵相：新疆和田达玛沟古佛寺壁画艺术展》，集中了近十年来达玛沟托普鲁克墩佛寺遗址群发掘出土的三个佛寺遗址中的壁画珍品。这些创作于公元六至八世纪间的艺术瑰宝，经过维护修复，再现出昔日独具丝路佛教艺术风貌的于阗画派的辉煌。让广大观众和专业工作者亲身徜徉其中，细细品鉴隋唐以来素称“西域画”与中原优秀绘画传统日益融合的艺术意韵，观赏精美的古代壁画艺术的同时，获得极大的历史教益和审美享受。

一

据专家介绍，“达玛沟”(Damago)一名，“Dama”可能来自于和田塞语中梵文借词“Tarma(佛法)”，源自印度古代语言梵文“Dharma”，“Go”则可能是一个表示地名的词缀， 如此一来，Damago就有可能是Tarmago, 意思为佛法汇聚之地， 而它的汉语音译则应该改为“达摩沟”。这里是和田地区佛教遗迹分布最为密集之地。

佛教从印度传入大月氏，又通过西域传入中国内地。大月氏建立贵霜王国，接受希腊化时期艺术影响，形成富有特色的犍陀罗艺术。因此在新疆地区发掘的早期佛教艺术中，从寺院形制、佛教造像、壁画风格等方面，都可以发现程度不同的犍陀罗艺术影响。只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创作实践，日益同本土风俗习惯融合，较多地形成自身的独特风貌而不易被另外识别出来而已。像本次特展中诸多的菩萨像，虽大小不一，皆多取妩媚端庄的女性为例，与中原图像区别不大；而男性，无论天王或者护法神像，，则须眉浓重，或者高鼻深目、孔武有力，其面部五官和躯体明显有西域人士的特征，与同时期的敦煌及其他石窟壁画造型显得同中有异了。

本展中的毗沙门天王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早先出现于公元2-3世纪键陀罗地区佛教艺术中的毗沙门天像，原本呈现为贵霜贵族的形象， 身带翅膀， 手执弓箭， 带有希腊神话中神的使者赫尔墨斯的造型影响。而从文献得知， 毗沙门天王是于阗地区非常独特的一个信仰对象， 据唐僧玄奘所著的《大唐西域记》记载，古于阗地方“虚旷无人，毗沙门天于此栖止。……(于阗)王迁都作邑，建国安人，功绩已成，齿耄云暮，未有胤嗣，恐绝宗绪，乃往毗沙门天神所祈祷请嗣，神像额上剖出婴孩，捧以回驾，国人称庆。既不饮乳，恐其不寿，寻诣神祠，重请育养。神前之地突然隆起，其状如乳，神童饮吮，遂至成立……遂营神祠，宗先祖也”。(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96页；第299-300页。)毗沙门天王(Vaisravana,意译多闻天，为护法四大天王之一)祐护了于阗国的建立和国祚香火的延续，赢得了于阗民众的敬仰。在丹丹乌里克寺院区遗址曾发现过一尊下半身武士像，很可能是毗沙门天王像。他的形象也随着于阗佛教的影响流传至敦煌、河西等地， 进而影响东亚许多地方。本展上有幸看到的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所发现的毗沙门天王像， 就是这种流传甚广的佛教信仰最为直接的珍贵图像史料。这个1号佛寺的建造时代可能为公元6-7世纪。

犍陀罗艺术是典型的东西方文化融合的产物。亚历山大东征将希腊艺术传播到北部印度，当地政治、宗教、戏剧、美术等无不打上希腊文化的烙印。而孔雀王朝(约前324-187年)的阿育王(约前273-232在位)崇信佛教，大力弘法，宣扬佛教教义，使得佛教在印度得以普及，以后在西北印度、阿富汗和中亚地区传播开来。西北印度的犍陀罗地区便成为新的佛教中心。其雕塑和绘画风格上，保留了大量希腊神话题材的造型特征，服饰也是希腊式样的。比如古佛像头上的圆形发髻，就是希腊人发式的反映。前述早期毗沙门天像与赫尔墨斯神像的关系也是一例。

本次达玛沟出土的壁画展中，那几幅全裸与半裸的伎乐天神像堪称最具犍陀罗艺术风格的代表作。最初的佛像被认为是犍陀罗创造的，是在希腊化艺术特别是阿波罗神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而后又融入了印度本土传统的药叉像因素。(王镛《印度美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在那种天体文化观念中，情色成分自然保留了相当重要的因子。我们知道，在敦煌壁画中除了少数早期天女、飞天像之外，绝少有裸体尤其是全裸人物出现，因为毕竟与传统的儒家观念不合。而眼下这些与中原佛教壁画趣味大异的裸体伎乐天像，有的特意勾勒出性器。他们躯体肥硕，全无中原那种“秀骨清像”的征兆，奇异夸张的发型，浓眉大眼，双唇略厚，下巴突起，长耳垂肩，面部带着古风式微笑，有头光，健壮的四肢洋溢着无限的生机。他们身上浅赋肉色，都绕有薄纱，颜色或白或红，轻盈地从两只手臂穿过，高扬而起。他们手腕和上臂都戴着饰件，手指摆出优雅造型，仿佛正以舞姿给人以无穷的动感。半裸者作交脚坐，下有莲花座，背景有图案绘出的佛龛。所以著名敦煌学专家段文杰先生总结出：“一清瘦一肥壮、一着衣一半裸、一装饰性重一立体感强、一庄严沉静一潇洒飘逸”为一段时期内，中原与西域两种佛教壁画造型风格的鲜明对比。(段文杰《敦煌早期壁画的风格特点和艺术成就》，自《中国美术五千年》卷2，绘画编，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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