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8日浙江湖州可移动文物普查专家在湖州市档案馆进行文物认定时发现了2页周恩来的手札，手札用毛笔写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用笺”上，他的行书刚俊挺健、浑朴凝重。上面写着：“于组长勋鉴：新四军军长叶挺奉召来渝，已于日前到达，现寓青年会61号。请代报告委座，俾得定期传见为感！专此 即致 敬礼！周恩来1月26日”。

于组长就是国民党侍从室一处二组组长于达（1893——1985），字凭远，国民党陆军中将。浙江黄岩人。毕业于保定军校及陆军大学。历任师参谋长、军参谋长等；1938年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2组少将组长。1943年任第三集团军副总司令；1946年后，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参谋长、川陕甘绥靖公署副主任等。1949年去台湾，1985年逝世。经考证，此信是周恩来1939年1月给于达致信，告诉他叶挺已经到了重庆，让蒋委员长安排时间传见。

叶挺（1896——1946），原名叶洵，字希夷，广东惠阳秋长人。北伐名将，曾参与和领导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来长居香港。全国抗战爆发前夕，叶挺与脱离了多年的中共取得了联系，，并热切关注抗日事业。经周恩来的建议，在国民党陈诚举荐下，蒋介石同意叶挺改编红军南方游击队的提议。1937年9月，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项英为新四军的副军长。在当时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的权力和权威。而叶挺虽精于用兵，能征善战，但他不是共产党员，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这样，叶挺、项英二人的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党中央对叶、项能否团结共事也非常重视。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但是，项英却未能按照中央的指示处理好与叶挺的关系。1938年10月因和项英分歧，叶挺遂离军出走，回到广东老家。叶挺出走也震动了中共中央。中央通过粤东南特委转告叶挺，他在华中比在华南的作用更大，且此举势必影响国共合作的统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刚参加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接替王明出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原长江局撤销）的周恩来一回到重庆，便发电报请叶挺返渝，亲自做他思想工作。

叶挺经过再三考虑，表示愿意顾全大局，回到了重庆，周恩来一方面找到他，与他彻夜促膝长谈，动之以情，晓之以大义，终于将叶挺说服。另一方面也通知国民政府蒋委员长接见，稳住国共合作大局1939年2月23日，鉴于项英在六中全会上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态度和暧昧，在周恩来的亲自陪同下，送叶挺回到了皖南新四军军部。召开会议，并就新四军贯彻六中全会的决议和解决叶、项矛盾等问题，给予指导和推动。项英表示愿意接受。主动提出将军事指挥权、军事干部的安排权交给叶挺。

可见，抗日战争期间，特别是1937年9月，国民党发表了《国共合作宣言》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标志着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南方局成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在国民党统治区极其复杂的情况下，为维系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各项工作。从这通手札中也可窥见周恩来为巩固抗日统一战线所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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