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陶寺都城的规划上来看，它具备君王所在的宫城和百姓居住的外城，这样的双城制模式奠定了后来中国历代王朝都城的构架。北京的紫禁城就是受这种规划模式影响，可以说陶寺文明就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弩7日在山西太原解读陶寺遗址对当今社会影响时如是说。

何弩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硕士，现任中科院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副主任。主要从事中国早期国家、中国文明起源考古和精神文化考古理论研究。主持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陶寺遗址专项”和“公元前3500年至前1500年黄河、长江及西辽河流域精神文化的发展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

7日，他在山西博物院举办《陶寺与中国文明核心的形成》讲座，文博界人士、中小学生等社会各界的考古爱好者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对陶寺遗址的挖掘成果以及其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性进行了了解。

陶寺遗址是中国黄河中游地区以龙山文化陶寺类型为主的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1978年至1985年间，考古工作者在陶寺遗址发现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6座，是中国早期王权分化的重要佐证。1988年，陶寺遗址被中国国务院列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经考古学家近40年的发掘，在陶寺城内发现宫殿、观象台以及阶级分化明显的墓葬。在城区的区划上，有宫殿区、贵族居住区、普通居住区、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区、天文建筑和祭祀区等不同功能区域的区分，这充分反映出当时社会复杂化程度已经很高。

何弩认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形成国家，需要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中心等方面入手。陶寺遗址具备了都城的标准，并且采用双城制的布局划分，对后来历代王朝影响颇深。“陶寺就是最初的‘中国’，中国最早的国家社会不是夏朝，而是“帝尧邦国”，甚至更早。

“‘尧舜禹传说时代’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存在的信史。”何弩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梁星彭参与了陶寺遗址的发掘工作，他此前从时间、地理位置、城址规模及墓葬等级划分等方面论证认为，陶寺城址与尧舜禹时期相吻合，该遗址的发现对探索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是尧舜禹时代进入文明的醒目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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