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底至10月初，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益阳市文物处、南县文物管理所对南县至益阳高速公路工程建设红线范围内的七进屋场遗址进行了为期40多天的抢救性考古发掘。

遗址位于南县南洲镇长兴桥村四组的一处台地之上，此次工作按正南北向布5×5㎡规格探方18个，共计发掘面积450㎡（图一）。遗址揭露的地层堆积较为简单，自上至下共4个文化层，厚度介于1～2.2米间。以T0203探方东壁为例（图二）：

图一 遗址全景

图二 地层堆积

第①层为灰褐色粉砂黏土，土质疏松，含现代玻璃和瓷片等，厚10～20厘米，属耕作表土层。

第②层可分为三个亚层，其中②A层浅棕褐色粉砂黏土，土质较疏松，出土少量瓷片，厚50～60厘米；②B层浅黄色粉砂黏土，土质较疏松，出土有较多瓷片和青砖残块，厚60～70厘米；②C层灰褐色粉砂黏土，土质疏松，出土有较多瓷片，厚20～30厘米。该层属遗址废弃后的堆积，，近现代曾进行过较大程度的翻转、局部填平等扰动破坏。

第③层为灰黑色粉砂黏土，土质疏松，出土有少量瓦当残件，较多瓷片和碎砖块，厚50～70厘米。

第④层为螺壳堆积，属局部地层，在遗址西北侧的地势低洼处分布，推测可能为遗址使用时的自然水塘所在处。仅发现极少的瓷片，厚20～40厘米。

此层以下即所谓生土层，黄色粉砂黏土，夹浅灰色稀疏网纹，土质较紧密。

七进屋场遗址中发现的遗迹现象少，包括一条灰沟和一段砖墙。灰沟（G1）开口于①层下，东西向横跨多个探方，深1.4～1.5米，出土有少量瓷片。砖墙主要发现于T0301和T0401两个探方的南部，开口于③层下，方向355°，西端折向南部未发掘区，出露长、宽、高分别为6.9×0.5×0.2米，其砌筑方法为两行间距约16厘米的纵向平铺青砖为主，再在横向上不等距砌筑砖块，中间其余空隙部分可见填有青灰色黏土，因残存部分较少且揭露面积有限，具体的结构和功能还不很清楚，推测此次发掘的这段墙体可能为院墙的转角部分，该建筑的主体部分应分布于南部未发掘区（图三）。

图三 房屋基址

遗址出土器物以瓷器为大宗，另有青砖、瓦当、铜钱和其它陶、石质构件。发现的瓷器数量丰富且最具特点（图四、五），主要为青花瓷，有少量白瓷和青瓷，器型包括缸、碗、杯、盏、碟、盘、笔架等日常用品，制作多较精良，部分属民窑精品，纹饰题材包括动物（“海马”、“草龙”、“猴”等）、人物（“婴戏”、“高士”等）、风景（“山水”等）、花卉（“团菊”、“缠枝”等）、文字款（“上品佳器”、“大明宣德年制”、“大明年造”、“百寿斋”等）等内容，据器形、釉质、胎体等初步判断瓷器有景德镇、羊舞岭等窑口产品的风格。

图四 七进屋场出土瓷器

图五 部分瓷器款识

据相关研究，明代后期的瓷器突破了底部题年号款的局限，各种形式的款识突然出现，如“富贵佳器”、“万福攸同”、“上品佳器”等吉语款最多；干支款、仿宣德成化款、作坊和堂名款也大量出现。而后官窑停产，民窑进入了更加自由的时代，文字款进一步发展到动植物款、花押款，具有文人气息的斋名和堂名款大量出现。据此，七进屋场遗址出土的瓷器年代应可以早至明代晚期而延续至清代初期。

这也地方志材料相符，据记载，遗址所在的长兴桥一带即为南县练氏一族的祖居之地。元末战乱，江西人口大量陆续迁徙至湖南，练姓祖先练双飞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明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由江西新干迁入此地。历经数代人的繁衍生息，建成有六个天井的建筑群落。但这一家族在清代却迅速衰败。“七进屋场”可能就是后人对这里曾经规模宏大建筑的一种历史记忆。

此次对七进屋场遗址的发掘仅揭露了该建筑基址的很小一部分，其主体在施工范围外的南部台地更高处，今后还可进行更多的考古工作。但这次发掘获得了一批很好的瓷器标本，对于探讨羊舞岭窑、景德镇窑等民窑产品的生产、行销路径，以及明清时期湘赣两地人群迁徙、文化交流等课题提供了考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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