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工程真实的实施情况到底如何？敦煌石窟保护的前景究竟怎样？就如同高深莫测的古文明一样，蒙在一层神秘的面纱后。本报深入敦煌实地调查，采访了众多相关人士，就是希望能眼见为实，揭开这层面纱。

敦煌的数字化工程，自媒体曝光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6年。6年中，这个耗资数亿元，能使得莫高窟得以永久保存的大工程，始终被媒体热议着。前两年，有媒体称，该计划因中美双方就资料所有权问题产生纠纷而搁浅，也有称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因数字资料恐怕被盗版而将其深锁铁柜。今年年初则有媒体报道，樊锦诗感到特别高兴，因为这个国家拨款2.61亿元的大工程终于开工了，预计将在2011年完成。然而，在敦煌研究院的网站上，有关“石窟数字化”一栏里的新闻，却至今鲜有实质性的内容。

数字化工程真实的实施情况到底如何？敦煌石窟保护的前景究竟怎样？就如同高深莫测的古文明一样，蒙在一层神秘的面纱后。本报此次深入敦煌实地调查，采访了众多相关人士，就是希望能眼见为实，揭开这层面纱。

国际潮流就是数字化

事情的开头，要追溯到2003年底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当时，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一份《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的提案。在提案中，樊锦诗首次正式提及了这个由敦煌研究院与美国梅隆基金会、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开展的“数字化敦煌壁画合作研究”项目，她写道：数字敦煌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将数字技术引入敦煌遗产保护，将洞窟、壁画、彩塑及与敦煌相关的一切文物加工成高智能数字图像，使得敦煌艺术得以永久保存；二是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献、研究成果、相关资料，通过数字处理，汇集成电子档案，用计算机完整地储存下敦煌艺术档案。同时，院方希望建立一个大型的球幕数字化放映室暨游客服务中心，让参观者在放映室如身临其境般地参观洞窟，从而减少在真实洞窟中的逗留时间，减缓因游客过量给洞窟造成的环境危害。

几乎与此同时，2004年，英国伦敦举办了一次国际敦煌学研讨会，会议的宗旨是鼓励十几个国家的几十个博物馆，将收藏的中亚文物资料和文献拍成照片，网络共享，供所有的研究机构无偿查阅。其中提及的“中亚文物”，当然包括过去英法美俄日等国从中国西北发掘带走的大批文物与文献。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著名敦煌学者王冀青告诉记者，在如今这个数字时代，敦煌学研究的“国际潮流”，就是数字化。

王冀青说，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学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世界性学科——可移动的文物大部分在国外四散着，只有不可移动的壁画和洞窟基本留在中国。造成的结果就是，在文献研究方面，外国人因为“近水楼台”得天独厚的条件，在敦煌学上成绩斐然，而中国的敦煌学则发展得十分艰难。外国人随时可以查阅资料文献，而中国人千里迢迢去他国的博物馆拜访，还可能被拒之门外。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敦煌学文献研究全部依靠学者自己去国外誊抄资料，“后来老外开始把文献拍成缩微胶卷，中国人要看，只能花钱买回来”。

王冀青是英国探险家斯坦因的研究专家，他表示，如果真的能实现“网上敦煌学”，做到资源共享，对学者的研究帮助很大。斯坦因曾拍摄过五六万张照片，其中包括很多清代官员的照片，十分珍贵。“如今英藏的敦煌资料由大英博物馆负责，法藏的由巴黎图书馆在做，敦煌研究院也允诺将资料放到网上，但仅仅指文献，不包括美术品。该项目由敦煌研究院的包菁萍负责，同时，散藏在中国甘肃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天津博物馆以及香港的文献，也在积极投入到数字化的工作中。”然而王冀青对该计划的进展并不满意：“这个计划说得很好听，但实际上，这么些年过去了，好多东西还是看不到。”这是因为国外的博物馆刻意隐藏资料，还是出于国外研究机构人手紧缺，造成项目完成度拖拉，目前不得而知。

记者在走访莫高窟时，偶遇一名来自日本的女学者。大西摩希子是东京早稻田大学世界遗产学部的客座教授，专门研究敦煌壁画的观无量寿经变画，在京都佛教大学授课。大西每年都要到敦煌待上一段时间，如今已是第10个年头。大西参与了日本国立信息学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合作的“东洋文库”（）项目的网上数据共享工作，dsr的全称即为“数字丝绸之路”（Digital SilkRoad）。她说，来敦煌的目的就是亲自去洞里临摹，至于敦煌研究院信息中心的文献资料，在日本上网就能获得了。

大西很期待敦煌研究院能够将壁画及其他美术品的照片资源网络共享化，即便是让日方付费使用，也不失为良策。某日与敦煌研究院副院长王旭东吃饭时，大西提及此事，希望在敦煌研究院安放一台电脑，专供日本学者探访敦煌时，预先检索壁画资料，付费使用。王院长并未接话，在他看来，基于“公平交换”建立的共享关系，在目前的数字化工作中尚属过早。“外国盗去了文献，实行共享，本是理所当然，至于美术品的版权问题，显然必须经过全球化的共同协商。”

甘肃省养不起莫高窟

去敦煌采访研究院，时机不巧，正逢大小领导们即将动身去台湾学术交流，樊院长的助理说：“她这两天可忙呢，大小会议不断，还得准备去台湾演讲的报告，你就等着见缝插针吧。”谁知，头一天到达敦煌研究院，一大清早，就在院子里撞见一位瘦小的老太太，走路雷厉风行，速度接近小跑。向司机求证，“哦，精瘦是吧？那没别人，就是樊院长，这样的老太，这儿就一个”。之后问及一名讲解员才得知，樊老每天早晨7点，雷打不动要到洞窟景区门口溜达一圈，看看洞窟的情况，关照一下讲解员。照她自己的说法，就当锻炼身体。后来拍照时，她也是这么匆匆一路疾走，让记者任意抓拍，似乎小跑就是樊锦诗最为自然的状态。

王冀青认为，敦煌研究所的重点研究方向，很大程度上同院长的兴趣有关。前两任院长常书鸿与段文杰都是搞美术出身，而学考古学专业的樊锦诗显然更注重保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樊锦诗嘴里最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千古罪人”。她常说，“家里我可以不管，洞子保护不好，我就是千古罪人；有些人要把洞子搞上市，我要是同意，那也是千古罪人。”

71岁的樊锦诗被誉为“敦煌的女儿”，其实是上海人，采访中时不时露出两句上海话。她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来敦煌，一待就是40多年，研究院里有一处名叫“青春”的雕塑，据说原型就是她。

采访的时间原定于上午，却因为突如其来的会议延迟到了第二天下午，樊锦诗显得十分疲惫，说昨晚没有睡好。之前一天，开了一天的会，临行之前，还有许多工作需要部署下去，真的是大小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她开门见山就说：“我这里的事，至纯天珠，绝不是幽默的表达，不睡觉都还干不过来。我那么忙，之所以还要接受你们媒体的采访，就想让你们帮我叫喊叫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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