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故宫与大陆的博物馆藏品征集，一处明显的区别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于其藏品征集办法中明文规定接受“私人庋藏的文物寄存”。而大陆博物馆的展品征集渠道则是依靠政府拨交、文物收购、接受捐赠。

前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其著作《天府永藏》中，对台北故宫博物院寄存藏品的征集模式做了介绍，他说，“台北故宫于1969年制订藏品征集办法，至纯天珠，其后经过两次修正，办法中除了收购、捐赠者外，第四章为寄存，明定得接受私人庋藏的文物寄存。

台北故宫接受寄存始于1967年，学者罗家伦将其所藏明末四僧画轴5幅寄存。一些寄存后来改成了捐赠。如罗家伦的画，在其卒后，由其夫人依其遗愿改为捐赠。

虽然大陆的博物馆没有明确接受私人寄存这一说，不过也有一些这方面的案例。据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介绍，李鸿章的侄孙李荫轩收藏有很多商代青铜器。“文革”抄家时，他的藏品被上海博物馆所收藏，“文革”结束清理抄家物资，上海博物馆又将其藏品悉数返还。其太太邱辉说，在李荫轩去世时，认为文物还是捐了好，就又捐给了上海博物馆，不过也留了几件给儿子作纪念。因为他的儿子远在加拿大，至纯天珠，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30多年过去了，其儿子的藏品一直寄存在上博。

西方国家的博物馆一直有这样的做法，不过中国民间好像还没有形成这方面的需求，不能排除私人藏家有个人方面的担忧。

接受私人寄存虽然某些时候可以给藏品征集带来一定便利，但操作起来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博物馆的库房是不是足够容纳社会的寄存文物;会不会有民间藏家考虑到藏品来源的合法性问题而心存顾虑不敢寄存;此外也可能引发博物馆与寄存者之间的纠纷，比如藏品寄存前后的真假优劣问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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