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淑一词，最早见于《孟子·离娄下》：“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东汉赵岐章句曰：“淑，善也。我私善之于贤人耳，盖恨其不得学于大圣人也。”孟子与孔子前后相距百余年，自然是不能“为孔子徒”的，故而赵岐之注将孟子言语中隐藏的因未能亲炙受教而无限抱憾的隐意准确地揭示了出来。从此，“私淑”一词就为后人固定袭用，并埋藏下了两个基本要义：一是学习者未能亲自受业，二是敬仰并承传其学术而尊之为师。

在今天这个网络用语渐行风尚的时代，“粉丝”一词无人不晓，但举出“私淑”这个古老的词，问其准确词义，或许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已难以语焉能详。“粉丝”与“私淑”有相近之意，但远不具备“私淑”一词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

在我们这个文明悠久的国度历史上，“私淑”曾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教育、学习手段甚至是文明传承的重要方式，具有优良而持久的传统。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信息不畅，知识、学问的获取或传播，主要靠口耳相传。掌握知识文化的人是少数，而能师从良师名师，则更是一件极为不易之事，故作为学生尤为看重师承关系，以标榜学问的来历、学术的正统，而对老师来说，也依靠师承门徒来维系思想、学派的门户和血统。但并非所有求学者都那么幸运，故孟子又云：“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孟子·尽心上》)前四种是指圣贤施教，各因其材，最后“私淑艾者”，则是指未收入为徒的，可以通过自学以获得其所治之学，朱熹的解释是：“私，窃也。淑，善也。艾，治也。”但毫无疑问，想要“及门受业”远非不辞长途跋涉、多交几根腊肠那么简单，最不可逾越的，是时空交错，不能起先师于黄土啊！故古之学者，更多的是通过“私淑艾者”的方式，获得“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种本领。

在孟子所处的战国时代，各家学派都认识到门徒弟子对扩大自己学说的重要作用，而孟子更从孔子仁学的思想出发，以自己的实践为基础，不仅以道德修养来要求“君子” 言传身教，更以立言著述来系统深刻地阐述对世界的认识，以成就其“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无弃人也”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教育理念，包括“人或不能及门受业，但闻君子之道于人，而窃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诲之所及”(同上)的“私淑艾者”。在孟子看来，“私淑”仍然是“君子之所以教”的一种，故虽感不无遗憾，但仍然以学问源于“圣人”而自豪。在儒学成为封建时代文化主流之后，以孟子的“私善贤人”、“恨其不得学于大圣人也”为特征的“私淑”传习方式，以为“善治其身”的治学和精神提升，成为中国文化绵延后代的一个重要传统。

这种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几个学术思想活跃高峰期，表现得尤为突出。试以两宋间学术脉络为例，如北宋司马光一派，他的弟子中“刘忠定公(刘安世)得其刚健，范正献公(范祖禹)得其纯粹，景迂(晁说之)得其数学(太玄象数)，”而“景迂又私淑康节(邵雍)”(《宋元学案》二十二卷)。再看南宋朱熹一脉，“嘉定而后，私淑朱(朱熹)、张(张栻)之学者，曰鹤山魏文靖公(魏了翁)。”(同上八十卷)“私淑”一词运用十分频繁，且私淑弟子均为赫赫有名的大家。而朱熹自述“有以接乎孟氏之传……虽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与有闻焉”(《＜大学章句＞序》)，更是将思想精神、学术渊源直接接上了孟子。今人看来，朱熹无疑是私淑传统最得孟子真传且弘扬最为杰出的儒学大师了。至此，“私淑”由不得“亲炙”受学向尊崇、信仰等含义扩展，至纯天珠，且不再受时空的约束，概念的外延大大延伸。至清初乾嘉学盛时期，戴震撰二万余言阐述孟学，并直接名书曰《孟子私淑录》，以明发扬孟学之使命，“私淑”的精神内涵被大大填充，传统得到了有力的弘扬。当然，“私淑”一词，运用得最为普遍的，仍然在狭义的范畴之内，即未得亲授而自治其学。虽然时空不妨碍学术思想的传播，但不顾实际、盲目标榜前代名流为私淑的对象，是绝不符合严谨治学、涵泳学术传统的。“私淑弟子”是在不辱没前贤前提下的谦卑自称，当已具备足够的治学成果，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否则，那实在是对师尊的最大不尊。

“私淑”作为师承学识、绍述前贤的一种方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艺术领域，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至上世纪下半叶，随着传统文化的“被打倒”，以及以传播西方文明为主的现代教育高度普及、发展，这项传统也趋于没落。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年国学重被重视，“私淑”一词又被一些人用得多了，许多人都自称为某某“私淑弟子”，文玩，最为热闹的是前些日子广被质疑的“章太炎私淑弟子”事件。“私淑”仅仅被用作一个自我炫耀的词，而“私淑”的真正传统或早被淡忘了，这实在是“私淑”在缺失公信的商品社会的异化。当下，既然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重获新生，与之共生的传学方式也理应得到重新认识。虽然现代教育无比发达，获得教育的途径无所不在，但“私淑”绝不简单等同于“自学”，更非以通过考试、获得学位为最终目标，其内核是相伴前贤一学的获取，更感召于其思想精神和人格魅力，这是历经两千多年来无数学子的实践，孕育出的中国人独有的传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传播之链，是中华民族绵延的生命内核外化表现方式之一。重视真正的“私淑”传统，应该成为有识之士的共识。

书法的私淑传统

“私淑”之于书法一门，同样具有悠久的传统。但在上古，因文字的使用都掌握在高层官宦、贵族手中，故书法的传授都为名门家学、子孙传业。又由于书法形式表现的特性，书学者更注重技艺的经验传授，名门望族往往积累世之学，常有非凡成就者。这种情况发展到两汉魏晋尤为突出，如三国至两晋，就有河东卫氏、敦煌索氏、琅琊王氏、陈君阳夏谢氏等大族人才辈出。书法的技艺和境界，成为这些擅书世家社会地位的有力权重，他们将书艺的传授垄断，更将其核心“笔法”神秘化而秘不示人。因此书法的授学，师出名门和家学渊源更易得到认同。虽然如此，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需求，是任何人都阻止不住的历史潮流。至两汉时期，教育向庶民普及，书法被作为考核、选拔官吏的重要手段，在客观上大大促进了书法的发展。东汉赵壹在其《非草书》中称：“今之学草书者……以杜(度)崔(瑗)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赵壹的本意是要非难当时的学书之盛，但却形象描述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成为一段难得的史料。( 杜度，字伯度。生卒年不详，唐张怀瓘《书断》称“至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于章帝，上贵其迹，诏使草书上事”，故知为汉章帝(75-88年)时人，做过齐相。崔瑗是杜度的学生。赵壹为汉顺帝、灵帝间 (顺帝126-144年，灵帝168-189年 )人。“今之学草书者”与“后世慕焉”等关键词，记录了当时学书者在草书名家的影响下普遍自学、钻研的状况，可作为书法史料最早的“私淑”内容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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