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至今的宋代官窑瓷器有碗、盘、碟、盏托、洗、瓶、炉、尊等，样式多种；宋代官窑瓷器并不华丽，釉色单一，很少有纹饰装饰，却又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端庄肃穆和庙堂之气。是什么样的社会文化诞生了这种无与伦比的宋代官窑瓷器呢?我们从下面三个方面来讨论宋代官窑瓷器的这种内在气质及其不可仿制性。

一、宋代官窑瓷器是历史积淀的产物

在众多的宋代官窑瓷器中，贯耳瓶是出现频率较多的器型，不仅宋代的官窑器有贯耳瓶，宋代五大名窑的其他窑口也有这类器型，其影响所及直到清代都有仿制的贯耳瓶出现。但不同时代的贯耳瓶，在外形上虽然形似，其内在气质却完全不同。

在各大博物馆展出的宋代瓷器中，都可以看到贯耳瓶的身影(北京故宫收藏的宋官窑贯耳瓶，台湾故宫收藏的宋官窑贯耳瓶)。这两件贯耳瓶，其基本造型都是敞口、粗颈、扁腹、高圈足，颈两侧有筒形耳，虽然在器型上略有不同，但都显得古朴庄重。即使是南渡后烧制的官窑贯耳瓶，其基本形状还保留着这种皇室特有的庄重(南宋官窑贯耳瓶)。论者都把这种贯耳瓶称之为仿青铜壶的式样，以示其为文化传承的产物。这种贯耳瓶器型的传承历史和文化内蕴仅仅如此吗?

别林斯基说过“哲学家用三段论法说话，诗人则用形象和图画说话”。我们把宋代贯耳瓶的烧制者比作诗人，那他们创作的贯耳瓶形象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想强调的是，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艺术本身就是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精华的历史积淀，这种积淀不是从青铜器开始的，它有着更为漫长的历史渊源。这种以干净利落的线条勾勒出的厚重丰润的体态，早在新石器时代开始的陶器艺术中就已经得到证实，它的重现是在宋代丰腴的文化土壤中的一次再生。如图中的这件陶器，如果不是嘉兴博物馆的展柜中注明了这是一件良渚文化时期的陶器，谁都可能认为这是一件宋代的陶器。这不是器型的巧合，而是文化因子的传承。只有宋代的文化土壤才能孕育这种看似巧合实为传承的文化现象。宋代的贯耳瓶，以无形的线条映衬厚重的丰润，它所再现的不是人类童年的稚拙，而是中国文化成年的富态，这种富态是以宋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为基础的。数千年的传承所积淀的不在于外形的相似，而是器型的内涵。这种内涵，无论是清代的刻意，还是现代仿品的滥情，都难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从这点上来说，读懂宋代官窑瓷器所积淀的历史，就能读懂宋代官窑瓷器的真伪。

同时，文玩，贯耳瓶线条的浑圆敦厚，是宋人天人合一的思想的淋漓尽致的体现。我们在鉴定古代器物时，常常会说“东西会说话”，也就是说，器物的形象会说话，它会告诉收藏鉴赏者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不能简单地看作器物形象的本身，而应该是器物所内蕴的历史文化。宋代理学所阐述的天人相与的命题，是我国哲学发展在宋代的一种创造性的历史积淀，它对有宋一代的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毫无疑义，宋代贯耳瓶的造型和线条，也受到了这种哲学思想的影响。器物造型的积淀和文化的积淀是同步的，至纯天珠，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看似相似的器型所体现的文化背景不同，比如清代生产的贯耳瓶的线条就是挺直张扬的。(清代乾隆贯耳瓶和清代道光贯耳瓶)

二、宋代官窑瓷器是宋代尚古之风的再现

在众多的宋代官窑瓷器的器型中，熟悉我国礼仪文化的学者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特征带有明显的上古时期的青铜器的风韵，具有浓郁的庙堂风格。如图7南宋官窑鼎式炉的造型带有明显的西周青铜鼎的特征，而图8南宋官窑觚则有着商代青铜觚的造型特征，这种共同的器型特征反映的是器物所溢满的庙堂之气。

为什么宋代官窑瓷器的造型会和上古时期的青铜器产生强烈的共鸣呢?冯先铭先生说：宋代官窑瓷器“仿商周秦汉古铜及玉器者甚多，显然是受北宋徽宗朝帝王提倡的仿古复古风气影响，这类仿古器皿只能是作为宫廷陈设用品而生产。”同时，除了宋代的尚文复古之风以外，瓷器生产的工艺水平和艺术水准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在商周时期，相当数量的青铜器是作为礼器出现在重大的祭祀场合和国家礼仪上的，不管这些青铜器的类别和造型特征有多少变化，它的总体风格总有一种庄重肃穆之美，其中还带着些许威严和狞厉。这种因祭祀需要而塑造的审美风格，是青铜器型很为特殊的造型特征。那么为什么这种庄重肃穆的审美风格会出现在相隔千年之后的宋代呢?这和瓷器的发展和成熟有关。汉唐时期，瓷器的发展还不成熟，这不仅表现在瓷器的生产工艺上，以及器物的艺术造型和审美情趣的异同，还因为汉唐之际的瓷器表面的装饰风格和庙堂之需有着一定的距离。汉代工艺上的不成熟，使瓷器还不能达到祭祀的要求，而唐代开放的社会氛围，使唐代艺术充满着奔放外露的艺术风格，这些都造成了汉唐两代瓷器还不能适应皇室需求，还不能满足庙堂的祭祀需要。而到了宋代，瓷器的成就已经到达一个无与伦比的高度，以瓷器替代青铜器作为庙堂重器已经成为可能。这样，在重大的国家礼仪和祭祀场合，瓷器的出场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了。为适应这种国家最高礼仪的需要，官窑瓷器的造型特征必然和上古时期青铜器的庄重肃穆的风格相一致，而时代的不同也使青铜礼器的那种狞厉悄然隐去。把握这种和青铜器的风格的承继和异同，是鉴定宋代官窑瓷器的精神所在。南宋官窑鼎式炉和南宋官窑觚虽然已经残缺，但仍不失庙堂之气，这种神韵是仿品难以企及的。把握这种瓷器内蕴的精、气、神，比纠缠于瓷器鉴定的细节更为可靠。问题是这种对精、气、神的把握又恰恰是鉴定瓷器最难以达到的高度。

在我国文物鉴定队伍中，有相当多的人是大师级的文化学者，也有一些是从事器型、标型学的鉴定家，后者往往对文化学者的鉴定功力表示怀疑，似乎不从细节讨论就无从鉴定瓷器的真伪。

这种审美能力的差别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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