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回顾历史上的航海，对于西方而言，几百年前那些由航海家们带回来的各种物品和记述文献引起了巨大的震惊，也由此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轨迹。另一个问题，无论是远古的中华先民，抑或郑和、郑成功，中国的航海到底发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曾几何时，航海是人们探索外部世界的主要途径之一，也由此生发出天马行空的遐想和无限的激情。冒险家们满怀好奇心，历经艰险漂洋过海，在彼岸奇遇陌生的文化。那么，他们眼中的亚洲、美洲、非洲是什么模样的？而当时人们又是如何看待、表现、传播那些传奇的历险经历和新发现的？一批珍贵的手稿及时记录下了早期航海家们的所见所闻，而随着印刷术的西渐，相关的文字插图得以大量出版。不久前，在美国洛杉矶盖蒂中心刚刚举办了一个名为“四海踏破：一部发现与相遇的图史”的大展。凭着盖蒂研究所的丰富馆藏，展览将500年间鲜为人知的航海图史展现在世人面前。

　美国洛杉矶盖蒂中心展示的反映航海图景的约1750年手工上色版画《巴达维亚,城市,堡垒和荷兰总督的官邸》

19世纪末佚名摄影师在柬埔寨所拍摄的吴哥王城和吴哥窟的史料照片

收录在乔万尼·博泰罗17世纪早期书中的木刻版画《亚洲荒野里的人》

1579年墨西哥人想象中《天堂般的耶路撒冷》

一部“理解”与“误解”的

航图史

美国洛杉矶盖蒂中心关于这一航海图景的展览包括罕见的文献、印刷品、地图、照片及一些日常文物杂件。《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了解到，展出的一个亮点之一，由17世纪德国耶稣会成员、著名学者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所著的代表作《中国图说》在欧洲早期汉学史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研究西方汉学史之必读之作。该书英文版译者认为“该书出版后的200多年内，在形成西方人对中国及其邻国的认识上，《中国图说》可称得上独一无二的、最重要的著作”。法国学者艾田蒲(Etiemble)认为，这本书当时在欧洲的影响实际上比利马窦和金及阁的《中国札记》影响更大。该著作1668年由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书中反映了中国的宗教、世俗、各种自然、技术奇观等众多面向，附有几十幅精美版画，包括著名的《着中国官员服的传教士像》、《中国皇帝像》等。而此次展览就呈现了书中一幅手工上色的版画《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与星盘》。另外，还有18世纪末描绘穿越沙漠去叙利亚巴尔米拉地区商队的蚀刻版画、19世纪初关于巴西奴隶市场的石版画、19世纪末佚名摄影师在柬埔寨所拍摄的吴哥王城和吴哥窟的史料照片等。

通过这些珍贵的图像资料，人们可以一窥当年欧洲等地的冒险家们是如何与未知、生疏、异域、异俗打交道的。同时，展览也希望从一个伦理的维度，和观众一起反思不同文明间“理解”与“误解”的历史。这段历史复杂而漫长，时至今日仍在延续。我们如何学会接纳和宽容？如何学会在这个共同的地球村里，保护乃至欣赏人类文明的多元化以及自然生态的多样性？这些命题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展览分别为“导航世界”、“远征与探险”及“贸易与殖民”。第一部分主要展示了早期冒险家们海上导航所使用的一些工具和技术。众所周知，海上航行面临着巨大的风险，文玩，而对天文导航的认知以及航海仪器的发明便成为了应对挑战的两大法宝。当然，绘制世界地图更是探索未知的第一步。展览中那些难得一见的展品揭示了当年人们感知世界的视角，很多在今天看来甚至稀奇古怪、天方夜谭，比如由盖蒂研究所收藏的一幅世界地图木刻版画，它所描绘的是一个三叶草形的世界，三片叶子分别代表欧洲、亚洲和非洲，而位于世界中心的是耶路撒冷。这幅地图由德国新教牧师、神学家、地图制作师海恩里希·本廷(Heinrich Bünting)绘制，刊于其1597年出版的著作《神圣抄本之旅》(Itinerarium sacrae scripturae)之中。凡此种种试图勾勒整个世界的大胆尝试，来自竭力延展的感官体悟，夹杂着经验和想象，更激发了远行的脚步。而随着航海和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人类对世界的认知也越来越接近今天熟识的模样。

通过航海，人们看清了整个世界，而在丈量与其他文明关系的同时，也更加明确、理解了自身在这个世界中所处的位置。展望与想象，测绘与探索，相遇与捕捉，勇于去感知一个个有别于自己的陌生世界，至纯天珠，这是几百年来西方以及非西方的探险家们所共有的壮举。

对于西方而言，那些由航海家们带回来的各种物品和记述文献引起了巨大的震惊，也由此改变了整个西方世界的发展轨迹。而早期的许多游记却往往天马行空，那些道听途说的报告引发了对于彼岸以及彼岸文化的诸多古怪的误解。本次展品中有一幅名为《亚洲荒野里的人》的木刻版画就生动地诠释了这一点。该作品被收录在意大利人乔万尼·博泰罗(Giovanni Botero)17世纪早期的书中，画面中的亚洲人没有头，他的脸直接长在胸前。

对于彼岸大陆的探究大约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慢慢进入了较为学术的层面。探测、收集完资料后，紧接着就是分析和研究。这种严谨的治学方式受到了启蒙思想的巨大影响，当然，也时常为欧洲统治者的帝国主义野心所利用。拿破仑就曾召集一批地理学家、考古学家和科学家为他在埃及的军事行动助阵。回到法国以后，这个专家团队出版了第一手的、准确的观察报告，不仅如此，还发表了关于整个埃及世界具有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小到一种昆虫，大到一座古迹。逐渐地，对于异域文化的研究成为了一些学者的专业领域。他们看重在当地的实证经验，并且采用系统、科学的研究手段来分析问题。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就是德国博物学家、自然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其游历了拉丁美洲的广袤土地，带着珍贵的标本和大量笔记回到柏林和巴黎，据此潜心钻研，并最终发表了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成果。随着相关学科的兴起，这种学术性的视角在19世纪和20世纪被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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