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山石雕是古老而又闻名且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其发展伊始便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相惜相生，一脉相承，这点可以从民间流传的“女娲补天遗石”、“凤凰神鸟遗矢”的传说中得到证实，这一古老的传说故事，是发现了寿山石后，经过人们世代的口耳相承流传下来。美丽的传说反映了先人美好的愿望，同时也为寿山石文化的绵延持续奠定了民族特色的精神基础。

寿山石温润脂腻，晶莹璀灿，柔而易攻，其雕刻历史源远流长，贵州文玩，我省考古发掘中，贵州文玩，曾鉴定出在新石器时代，已出现寿山石磨制的石器，说明那时寿山石已开始融入社会生活。福州桃花山南朝墓出土的“石刻猪”实物，证明早在1500多年前，寿山石雕已经问世，并且作为一个载体，出现在墓碑。打上民间世俗墓葬的文化的烙印。寿山石猪的问世代表寿山石文化从那时其已经产生。

唐代，社会盛世太平，宗教随之昌盛，寿山村的僧侣就地取材，以寿山石雕制佛像、香炉及念珠之类的佛具，除供寺院使用外，亦作珍品馈赠游客，这使寿山石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个时期的寿山石雕因此带有浓厚的宗教文化色彩，可以令人感到寿山石文化的外延以伸展，涉及诸多世界观、人生观的领域了。

到了宋代，寿山石雕大体上还是扮演着陪葬俑及佛具的角色，只是已有了从业队伍的形成和矿石的开采，并设有专供官府使用的作坊，雕刻内容也开始多样，从出土史料看，宋俑有龙、虎、蛇、龟以及六畜等动物俑，形象生动，颇具写实作风，人物俑有文俑、武俑、老人俑、女人俑等，其体态雍容丰腴，曲线明显柔和优美，雕刻工艺不但承袭了先人的技艺，还吸收了唐、五代陶俑雕塑的造型风格，明显有唐的遗风，据南宋淳熙年间梁克家编撰的《三山志》载：宋时福州已大量开采寿山石用于雕刻，精美者作为贡品发运汴梁，成为宫廷玩物，大件者为达官贵人陈列于几案欣赏，小件者则成为文人雅士手中的玩赏品。南宋名士黄干(朱熹之婿)多次游寿山并留下许多吟石诗文，“石为文多招斧凿，寺因野烧转荧煌，世间荣禄不足较，日暮天寒山路长。”这些记载于诗词从侧面反映出南宋时期寿山石雕的发展概貌。因此可以推断，宋代的寿山石雕已初具规模，而且题材广泛，已从纯地域民间的世俗文化，跨入了宫廷官府文化的大门。中国人素有爱石的天性，文人更是贵石贱玉，宋著名的爱国诗人陆游的一句：“石不能言最可人”的名言，更奠定了“石”在世人心中的地位，进一步催化了中华民族特有的石文化，从此世人于石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石文化情结的产生，极大拓展了寿山石雕文化的生长空间。

元、明之际，著名画家王冕用“花乳石”自行运刀刻制印章，这个划时代的创举引起了文人与书画家的极大兴趣，许多人争相仿效，蔚然成风，篆刻艺术也因此取得了迅速发展。“青田旧冻美艳伦，冰坚鱼脑同晶莹，迩来寿山更奇绝，辉如美玉分五色。”柔而易攻的寿山石理所当然的成了首选的印材，雕刻艺术继承古代玉玺、铜印的钮饰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寿山石质和纹理的特性，创造出独特风格的寿山石印章雕刻艺术。

工艺品一旦文人参与其内涵就提升了，文化品味就大步一样。比如历史上出现的“曼生壶”，就因为文人陈曼生喜爱茶壶，于是亲自设计、题款让匠人烧制，使本来名不见经传的茶壶一跃成为艺术品，并衍生成一种文化。又如砚的雕刻，也因兰亭盛事的影响，文玩，大文豪苏东坡的喜爱，而成为高雅的艺术品。寿山石具有美丽的色泽和纹理，印钮制作精致古朴，兼备欣赏与使用的功能，从而得到文人雅士、鉴赏家和篆刻家的钟爱。特别文人由爱好追求，乃至直接参与创作，大大提升了寿山石雕的整体品位与内涵。正是印材史上的划时代的文化价值取向，才把文人的精神自由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精神也带动了贵族们审美观的转化。寿山石因此成为达官显贵蒐集的文化精品之一，使原来所谓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加入了印石，形成了文房五宝。这种社会风尚的出现，“忽如一夜春风来”。寿山石雕手件也因其似玉非玉，在手摩挲、盘玩的感觉美玉莫竟，刻工繁简相映，局部细致，材美工巧的特点，作品符合质朴、平滑、光润而又具变化的美感特征，成为士大夫，文人爱不释手的把玩价。正如《观石录》中说：“名流学士，怀瑾握瑜，穷日达旦，讲论辨识，锦囊玉案，横陈齐馆，接文采则增荣，共欣赏则无卷。”风流所及，一般市民也莫不“群相蹈之”。这股推崇“文房清供”和把玩的风尚清朝达到了顶峰。

清康、雍、干三朝，政治称盛文化并随之。寿山石雕被纳入官府课税的范围，许多官吏均已大量收藏赏玩寿山石雕，以其为荣，并蒐集珍品进贡给帝后御用。在众多的寿山石品种中，田黄石最为珍贵，被尊为石中之王，有很高的地位。据传，自清康熙帝起，每年吉旦都要在祈年殿举行供奉“福寿田丰”的祭天活动，置一枚福建寿山石田黄石在供案上(取福、寿、田、丰之吉兆)，皇帝亲率大臣顶礼膜拜，祈祷这一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种顶礼膜拜的官场活动说明帝王官绅，他们对寿山石的心理，几乎达到迷信的程度。使寿山石享有了其它任何宝石从未有的殊荣，给寿山石雕文化罩上了更加神秘的光环。

清朝也是寿山石文化迅速发展的时期，众多文人、名士、诗人因爱石而亲石，进而言石、吟石，留下许多动人的著作、诗词。清大学者高兆著《观石录》，著名经学家毛奇龄著有《后观石录》，提出寿山石分田坑、水坑、山坑的三坑分类法，并深刻描绘了寿山石的开采及匠人、市场、收藏等繁荣情况。查填行的“天遗瑰宝生闽中”，更成为咏寿山石的千古名句。此后，民国有龚礼逸的《寿山石考》、陈子奋的《寿山石印石小志》这些文字都是寿山石文化难得的纪实篇章。

寿山石雕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名师巨匠代不泛人，但明朝之前雕刻艺人的事迹毫无记载，难以考证，实属可惜，清朝补足了这个遗憾。杨玉璇、周尚均承前启后，他们的雕刻有鲜明的个性，丰富充沛的活力，独出心裁具形更具神韵。很是耐人寻味，愈看愈美使人久久不能忘怀。故世有“玉璇兽”、“尚均钮”之说，堪称一绝。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寿山石雕人物、印钮作品多是出自二人之手。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研石究工的专家。高兆在《观石录》评道：“韩马戴牛，色虎出匣，森森向人，磐薄尽致，出色绘事”。称杨玉璇所刻的马与唐代名画家戴嵩所画的牛相提并论。清康熙时还有魏开通、王橘生、董沧门、许旭等，干隆后嘉庆年间的奕天、妙巷鉴等；道光、咸光年间的薛文藻、陈德滋、都是寿山石雕的高手，名重一时。同治年间的潘玉茂、林谦培继承杨、周之法，各自发展形成了“西门”和“东门”两支艺术流派代代灯传，出现了陈可应、林文宝、陈可观、林清卿、林元珠、郑仁蛟、林友清、黄恒颂、周宝庭、林寿煁等众多名家，一个个闪光登场，把技艺和赞叹留给后人，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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