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古代书画收藏的逐渐升温，藏家较之以往更注重作品的历史著录，尤其是一些经过清内府庋藏的钤有“石渠宝笈”或“干隆御览之宝”等印记的书画，在拍会上价格更令人咋舌。如明代陆治的《青绿山水》卷，20世纪90年代末拍价不到百万元，而2000年再拍时就高达近600万元。又如，以往并不被老一辈研究者看重的清代帝后书画，只要经《石渠宝笈》著录，价格也较几年前有大幅的飙升，如1996年翰海公司所拍干隆皇帝御笔《行书哀明陵三十韵》卷，系描金云龙笺高头大卷，经《石渠宝笈》著录，尾纸有晚清遗老康有为长跋，且为原装原裱并附带原玉别、原蓝绸包袱，也只不过以90万元拍出；而2001年嘉德所拍干隆书《塔山西面记》卷，虽亦经《石渠宝笈》著录，但尺幅较上述之卷小得多，且包袱有火烧痕迹，可成交价远高于前者，为130余万元。到了2002年，《行书哀明陵三十韵》卷竟以近600万元价格再次拍出，干隆皇帝御题词臣画家董邦达的《田盘胜概图册》也以600多万元的天价拍出。《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在市场上的热度由此可见一斑。那么，《石渠宝笈》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本书？它著录的都是什么样的书画？凡是《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书画都是绝世精品么？怎样从一幅作品上去判别它是否经《石渠宝笈》著录？藏家如此热衷于《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反映出什么问题？
《石渠宝笈》是什么样的书
《石渠宝笈》是清代干隆、嘉庆两朝编纂的宫廷收藏的大型著录文献。《石渠宝笈》主要收录为自晋、六朝、隋唐直至清朝当代的书法、绘画、碑帖、版本、缂丝等。两书各有初编、续编和三编，总数为255册，所收书画家(合作作品不计)名头共863人，其中《石渠宝笈》收录作品计7757件。
《石渠宝笈》著录的法书名画，主要来源于清代开国以来到干嘉时期历朝皇帝的收集、臣工仕子的捐献。该书根据作品的等级，按照作品在宫中贮藏的地点为次序，以“千字文”字头编号来编纂的；书中详细记载了作品的名称、质地、尺寸、款识、前代鉴藏印记、题跋以及清内府印记、干隆皇帝过目的题跋诗文等。
《石渠宝笈》著录的书画并非都是真迹，更非全是精品。这是国内文物鉴定界的共识，尤其是国家文物局所组建的书画专家鉴定组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全国文物大普查以来，他们将各省、市博物馆、文物店的收藏都进行了详尽、权威的鉴定和筛选，不仅从中发现了许多以往不为人知的佳作，同时，更起到去伪存真的功效。在大量被否定的古代书画中，经《石渠宝笈》著录过的作品为数不少。以故宫为例，在书法、绘画库中被历次专家审查后降级为参考资料的绘画作品就有唐·李思训《采莲图》、元·钱选《洪崖移居图》、明·陈淳《写生花鸟图》、清·王《仿云林荆溪清远图》等自唐至清历代画作不下200多件；其中既有明末“苏州片”，也有清当代作伪的古代“巨迹”或当时“四王”的“名笔”。更有少数人如高士奇，他故意把自己收藏中的精品留在家中另立秘册，而将伪劣、价廉之品进呈给皇帝，其中一些也入了《石渠宝笈》著录。所以说，干隆、嘉庆两朝的内廷鉴定水平是相当有限的。
不仅如此，文臣的鉴定还时时受到皇帝个人眼力、喜恶的制约，如被明代邹之麟誉为“右军之兰亭，神而圣也”的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卷(真迹现分藏台湾故宫和浙江省博物馆)，传世的明清两代名家摹本多达10余本，干隆就曾先是将摹本当作了真迹，反复题咏，并编入《石渠宝笈·初编》，后来真迹出现了，皇帝的尊严既不允许他当众承认自己“没眼”，又不能眼睁睁让好东西跑掉，只好命词臣梁诗正将黄公望真迹题为伪品，后来，此卷亦被编入《石渠宝笈·三编》。又如，干隆喜爱苏州的名园“狮子林”，他一生中6次南巡，5次都必到此园，并先后4次亲笔摹仿元代倪瓒款《狮子林图》画意作图，题咏多达9叠韵，百余首。实际上，这件在干隆二次南巡前就已入《石渠宝笈》的手卷，是清初王的手笔，并非元人画。类似的《石渠宝笈》著录作品散藏于国内外的各大博物馆及私人手中，如元人伪李公麟《临韩狮子图》在辽宁博物馆、明人伪苏轼《御书颂》在北京图书馆、南宋人画后加燕文贵款《秋山萧寺图》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等。可见，“《石渠宝笈》著录”并不能为书画的真假、优劣作十分的保证。如果不去对一位书画家的创作规律做深入、精细的研究，不客观地看待《石渠宝笈》作为清代宫廷对古代艺术的一种总结记录所存在的片面性，那么，文玩，对于一件作品的总体把握就会有偏差，甚至以假当真，以次为精。
《石渠宝笈》中宫廷词臣、画工的作品
除了唐宋元明的古代名迹，如何看待现今人们较为热衷的《石渠宝笈》所著录的清代宫廷绘画，似乎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首先，虽然这些作品也是古代优秀传统的组成部分，它或以详实细腻的笔触和视角记录了史实，或以绚烂逼真的花鸟、讲求谨严法度的山水等体裁装点了宫苑和帝后生活。《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中著录了康熙、雍正、干隆和嘉庆皇帝等人以及活跃在当时的宫廷画师、文学侍臣和皇室贵胄的书画作品。如西洋画家郎世宁的绘画入《石渠宝笈》著录的有53件，干隆的儿子亲王永的作品有38件，词臣张照的作品167件……但从整体地位看，它只是以文人画为主流的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小小分支，从宫廷绘画的数量上讲，也是沧海一粟，对于任何一位画家一生的创作来讲，更是只鳞片甲。
许多著名的宫廷画家的精品并没有进入《石渠宝笈》，有的是因为皇帝并不十分欣赏；有的因为尺幅巨大的贴落，包括不少绘有干隆及其他皇帝形象的，如郎世宁的不少各种背景的《弘历行乐图》，本来是作为装饰画被贴在避暑山庄或圆明园的一面墙上，后来被揭下装裱成轴。又如著名的《平安春信图》以及郎世宁与中国画家合作完成的《弘历射虎图》、《弘历哨鹿图》等大批反映宫廷生活实景的画作也都未入《石渠宝笈》著录。它们的未入《石渠宝笈》，并不是题材和水平的问题，更多的是因为皇帝命人创作这些作品品的初衷，并非是要“赏玩”，而是看重它们的纪实功能，许多带有皇帝形象的杰作，都是作为厅堂装饰贴在墙壁上的。未经著录的大多还有的是原来被皇帝相中的作品，而且水平确实好的画作，有的都已经钤盖了“干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等印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能最终入编《石渠宝笈》，甚至一些作品画心上的“干隆御览之宝”印章又被用小刀抠去，只留下一个淡红的印痕，如故宫藏李世倬《木兰秋景图》册，此册以淡墨轻色，描绘皇帝出塞狩猎的场景，关山绵亘，骏马疾驰，帐幕耸立，野炊袅袅。画中以一个随驾文人的视角，既真实又写意地再现了帝王的巡游生活，是难得的山水、人物画佳作，但最终也并未入《石渠宝笈》。李世倬出身汉军，自其祖、父辈辄隶属在怡亲王胤祥门下，他自己也担任过如湖北布政使、大理寺卿等职。为官之余，，创作了大量的绘画，其中很多是以描写帝王出巡、游猎场景的作品，是一个多产且多才的文臣，《石渠宝笈》仅收录了他的12幅作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收录的就更少得可怜。与存世的近百件作品相比，这些并不全是他最精的，也并不能代表李氏艺术的全貌。由此可见，单单以一个书画家的作品是否被《石渠宝笈》著录过来判别它的优劣是很幼稚的，会使人与许多优秀的作品失之交臂。
清代皇帝的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