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青瓷的规模化烧造，釉水的独特使用，体现了南国水绿山青的地貌与人文。而唐帝国皇都长安、东都洛阳之间与周边的窑场烧造，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帝国气度的恢宏。前述“三彩”，在帝都周近的烧造更加灿烂夺目，冥丧用器多为订制，俑偶之类大者体量近于人等身；日用器皿小者不及鸡卵，然无论大小皆规整有加。除三彩外，巩县白瓷、邢州白瓷皆为北方陶瓷之上上选。

巩县白瓷以周边煤矿开采伴生之白矸土加以黄河岸旁的黏土合成坯料，器表涂抹白色化妆土增强了成品的白度，最终烧成品胎骨坚密厚重，釉面肥润，造型较大，如瓶、罐、钵、壶等常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白瓷的出现，使从西亚沿丝路进入中土的钴蓝料，也被使用到了陶瓷绘画装饰上，就已经发现的考古及沉船材料，可以基本确认这类白瓷绘钴蓝料的瓷器出自巩县，且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唐青花”，而巩县的地理环境和烧造规模及技术，也使其有可能成为这类器物最有利的出产地。巩县白地钴蓝器也成为后世享誉世界的中国青花瓷的前驱。

邢州白瓷以当地所产瓷土为主料，胎色洁白细密，迎光欲透，釉水细净局部泛淡青色，贵州文玩，器形以秀美见长，多壶、杯、罐等水、酒器，特别是刻“盈”、“大盈”、“翰林”、“供使”等诸款者，为官廷专用，世所少见，这类精细制品在海外规模贸易中未见。邢窑至唐末衰落，而后由临近区域定州曲阳的白瓷替代，定窑白瓷此后冠绝天下。

唐代南卓《羯鼓录》载：“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这里所谓的“鲁山花瓷”就出在今河南省鲁山县段店区域。这类花瓷主要以黑(褐)釉点涂乳浊釉斑块形成器表装饰组合，，有黑(褐)地蓝斑、白斑、花斑等等，色彩艳丽灿烂，如云雾，如彩霞，极尽美艳之姿态。这种花釉瓷对而后出现的钧窑乳浊窑变，起了嚆矢之功。

巩义周近芝田镇所出绞胎瓷以摹仿木石纹理变化，充分体现了自然之美，开中国陶瓷胎色变化装饰工艺之先河。这种装饰同古代埃及的绞色玻璃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也不否认北非的这种纹样风格当时借丝路伊斯兰世界工艺品实物东来，而有了重要的借鉴。

除上述这些窑场外，四川邛崃窑、安徽寿州窑、江西洪州窑、陕西铜川窑、山东淄博窑等等，也都各有特色。四川的邛崃窑以彩斑花瓷及乳浊釉见长，其釉色变化及装饰手法同当时重要的外销窑场长沙窑有深刻关联，这种关联的沟通应来自于绵绵长江的黄金水道。安徽寿州窑以黄釉最为闻名，至纯天珠，尤其是剪纸贴花黄釉器为当时独步。江西洪州窑多烧青釉制品，器形规整硕大，在南方窑场中少见。

至于陕西铜川窑、山东淄博窑多烧黑瓷，就各自当地特有的粗砂黏土加肥亮之黑釉，两窑之黑瓷在唐时分外耀眼。疆域的广阔也决定了王朝各地都有可能广泛的烧造陶瓷制品，甚至有许多可能的窑场烧造地今天都不为我们所知，对唐代陶瓷的烧造窑场的研究和对唐代陶瓷艺术的研读还有许许多多值得用心。

有唐一朝，帝国版图空前辽阔，社会环境极尽开放，胡风西雨东来，所以在中土文明里也就多了些异域情调。这种情调自然或多或少的体现在了那时的手工艺制品上。因而当时东西方的融通交流，是最值得世人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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