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铜炉系列收藏里面，阿文炉是一枝独秀，但对阿文炉的断代在炉界一直有很大的争议。首先就其型来说，很多人上手一个阿文炉都有疑问这是明代正德本朝还是清代仿的阿文炉？疑问主要集中在型和款。但在铜炉鉴定当中以型款断炉优劣易，以型款断代难上难，且在断代的问题上一直争论、纠结着。目前市面所见阿文炉的型来看，很多都是炉圈内定论的清代炉型，跟目前明末崇祯炉标准器型对比差异大，如就从型和款来断代，迷惑性很大。那我们先从明代的伊斯兰教说起，去揭开正德阿文炉之谜。

一、 明朝时期中国穆斯林的基本概况：

朱明家族、马后及随朱元璋同时起义，建立明朝的文臣武将多半是回民。然而，朱元璋登基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未公开宣布自己的族属和宗教信仰。但明朝皇帝从朱元璋起，除了致力于维护其政权外，也从思想、言论、行动上竭力维护、拓展本民族及其宗教信仰。

（1）明朝对伊斯兰教采取宽容、保护和鼓励发展的政策，由皇帝在全国各地敕建清真寺。阿里•阿克巴尔在《中国纪行》中说：在首都北京建有4座大清真寺，在全国各地建有90座清真寺，都是皇帝赠款修建的。不少穆斯林在朝内担任重臣，在地方担任高官。因此，伊斯兰在明朝时期有了长足的发展。

（2）明朝与阿拉伯国家之间保持着政治、贸易、文化上的关系与交流。海陆交通畅通。明朝与阿拉伯半岛、海湾国家，乃至北非、东非之间官方使团和民间贸易往来十分频繁。从1405年到1433年之间明朝派穆斯林航海家郑和先后率庞大的舰队7次下西洋，到达了南洋群岛、阿拉伯海、印度洋沿岸各国，到达了霍尔姆兹海峡、左法尔、亚丁，越过曼德海峡直达吉达、麦加。郑和同舰队上的穆斯林成员完成了朝觐功课，并到达东非沿岸，先后共到达了35个国家，向海外炫耀明朝的富强，扩大其影响。

（3）波斯旅行家赛义德•阿里•阿克巴尔于1500游历中国，于1516年在当时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用波斯语写成《中国纪行》一书，作为礼物奉献给土耳其素丹赛利姆一世。该书全面介绍了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的状况。这书里面介绍了明朝王室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说：“宫廷内有皇帝专用的清真寺，有宣礼员，主麻日（星期五）皇帝到城外的清真寺做聚礼，以及穆斯林文臣武将对明朝开国的贡献、皇帝对他们的重用等。说：“从皇帝的某些行为看，他已信奉伊斯兰教了，然而由于害怕丧失权力，他不能对此公开宣布。这是因为他的国家风俗和法规所规定的……。”并指出明统治者在崇奉佛教的同时，对伊斯兰教采取兼容并蓄的政策，以及景泰帝之子归信伊斯兰教等情况。阿里•阿克巴尔的描述是他亲眼所见，与中国民间的传说相吻合。《中国纪行》到19世纪才在伊斯坦布尔皇宫档案库中发现，引起各国学术界的重视与研究。它是继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伊本•白图泰游记》后全面介绍中国的文献。

二、正德皇帝朱厚照信奉伊斯兰教

为什么会在明代正德（1505年－1521年）年间，宫廷御用品出现这么多带有阿拉伯文文饰的器物呢？这就不得不谈一下正德王室与伊斯兰教信仰。

明武宗是历史上很有争议的一位皇帝。以往很多人认为他荒淫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然而通过近些年来历史学界的研究，明武宗(正德帝)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帝王，对各宗教都有所研究，唯独对伊斯兰教认识尤深，感情尤厚。根据《明史》的记载，一般人

认为“豹房”乃是武宗饲养豹只玩耍淫乐的场所。实际上，“豹房新寺”乃是武宗在宫内为自己修建的清真寺，是他潜身修炼的场所，也是国家的决策场所。武宗禁民间畜猪、食猪肉是在“豹房新寺”内决定的。“其‘豹房’实多回人……怂恿之……。”(《癸巳存稿》)；所谓“番僧”乃是武宗从伊斯兰国家聘请来华的伊斯兰学者、顾问。这些学者可能是苏菲派，因为当时伊斯兰世界苏菲派盛行。有些苏菲派信士在夜间举行“尔麦里”（功修）、念“迪克尔“(赞主赞圣)，其调悦耳动听。有些苏菲派信士举行“尔麦里”时伴以音乐、舞蹈。而这些学者或传教士；包括中国的阿訇都可以携带眷属，举行“尔麦里”时，男女教徒又在一起，且宫内后妃多回民，“其间多回人，后宫回宠亦众。”这可能是《明史》所谓的“番僧”、“教坊司乐人”、“回宠”、“恣声伎为乐”。由此可见，“豹房新寺”不是什么武宗‘秘戏淫乐”场所，而是举行礼拜和宗教功修的神圣的清真寺。武宗还自名“妙吉•敖兰”此语为阿拉伯语(Mejid一Allah)的音译，意为“真主的荣耀。”由此我们还可以推断出武宗接受了伊斯兰教苏菲派的学说。在《明书•武宗本纪》载：“正德十四年九月，上次保定，禁民间畜猪，著为令”。说明武宗正德皇帝亲自推行伊斯兰教律，从侧面也反映出明代的伊斯兰教达信仰在正德年间达到鼎盛时期。

在这种背景下，正德时期出现大量的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教文化元素的瓷器或其他器物实属合理，另外这时期的瓷器制作逐渐改变了前朝细致，小巧的风格，更多生产出造型厚重的大件器物。

三、与“永宣造像”一脉相承的正德阿拉伯文炉

明朝宫廷造像始于永乐皇帝时。永乐时期是明朝经营西藏的重要时期，也是明朝治藏政策的完善和定型时期。明成祖朱棣即位后，贵州文玩，一改太祖时期招谕、安抚的治藏政策，而转向建立以僧王为首的僧官制度，对西藏上层僧侣广行封赏。《明史》对此有专门记载：“初，太祖招徕番僧，本借以化愚俗，弭边患，授国师、大国师者不过四五人。至成祖兼崇其教,自阐化及二王外，授西天佛子者二，灌顶大国师者九，灌顶国师者十有八，其他禅师、僧官不可悉数。”成祖的这种大规模分封活动，在藏地掀起了一股受封热潮，一时间藏地大大小小的僧侣纷纷朝觐请封或遣使来京，而明成祖几乎来者不拒，皆予封号、官职，并赏赐大量珍贵礼物。到宣德时期，这种分封和赏赐仍继续不断。在永乐和宣德赏赐的礼物中，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类似赐赠在《明史》和《明实录》等史料中记载颇多。因此可以说，明朝宫廷造像的产生是与明朝对西藏实施的“众封多建”的宗教政策密不可分的，是明朝宗教政治的产物。永乐、宣德之后，永宣时期盛行的宫廷造像却突然销声匿迹了，至今我们也没有发现一尊永宣之后宫廷制作的藏式佛像。其中原因可能跟后朝皇帝的信仰及政治政策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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